来自 Initium Media 的文章，原标题《台湾Z世代如何想像老年：在照顾与低薪现实中，他们寻找自主》。我以前有过错觉，认为我们的养老体系不完整，缺口很大，不如发达地区，现在看看全世界都一样。

（我们）推出“成为Z世代”系列专题，从个体出发，探问他们的精神、情绪、爱与慢生活。本篇聚焦 Z 世代如何想像“老去”。在台湾，人口快速老化与少子化已成资讯洪流中的日常背景；在低薪、长工时与高房价之下，这一代如何设想未来，又如何面对死亡与选择——并在不可预期里，保住对生命的主导权。

自从外公卧床后，家里的气氛就变了。脾气日渐暴躁的外公总是吼著违心的话：“不要管我了，反正我就是被抛弃了！”他令身边的人感到害怕，连申请的外籍看护工都待不住。外公过世后，早已心力交瘁的外婆再也无力看顾Kuro，母亲的手足间也因承受不了长期的长照压力而撕破旧情。当亲戚奉命来接走Kuro时，全家在透天厝里翻箱倒柜、此起彼落的呼喊，最终才在通往顶楼的角落上找到了唤不著的牠，眼神直愣愣。

这一幕，令当时23岁的郑采妮印象深刻。这不只是一只猫的遭遇，在她眼里，更像是整个家庭在“老、病、死”这头巨兽面前，日渐崩塌的缩影。外公的吼叫、猫的恐惧、家人间因照护责任与开销而引发的争吵，以及外婆被消耗殆尽后的失落。这一切都让她清晰地意识到，原来现实中，“陪你慢慢变老”从来就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郑采妮是所谓的Z世代，对她及同侪而言，当他们想像自己的晚年时，脑中浮现的，早已不是含饴弄孙的温馨画面，而可能是这只缩在阴暗角落、无人看顾的小猫。

注：台湾目前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 19.8%

从“高龄社会”奔向“超高龄社会”，据国家发展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德国花了36年，邻近的日本也花了11年；台湾，只用了短短七年。在少子女化趋势的加乘下，人口变迁就像是一班失速列车，社会的应对机制、公共建设乃至人们的心理准备，都远远赶不上人口结构的剧变，缺工潮、长照问题等一一浮现。

此外，台湾的生育率长期低迷，近年来稳坐国际排名最末段，2024年的生育率仅0.87。

我们这几年关于人口老龄化的讨论，动辄就谈日本如何如何，却连文化上最亲近、老龄化最有研究意义的台湾闭口不谈，是不知道还是因为其他因素闭口呢？

Z世代目前的年纪大约落在18到28岁之间，正是接受高等教育或是初入职场的年纪。人们常说“25岁”是人生的一个槛，社群媒体Threads上，一则关于“25岁”的热门贴文这样写道：“25岁后的聚会话题改变：聊工作事业、聊身体健康和保健食品、聊股票投资、聊结婚规划、怎么好像快要30岁了。”又或写道：“爸妈年代的25岁：买车买房。我的25岁：再撑几分钟超商就有即期食品折扣了。”

“反正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比我早十年、二十年进入产业，占据位置的人。”今年25岁的黄子维以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说，即使看开也挣脱不了捆绑他的结构性困境。他自大学毕业前就不断尝试各种新事物，在职场前辈眼中是“没定性”的年轻人，在他自己看来，却是面对分配不正义时的务实选择，“我无法跟前人竞争，也根本不想竞争。”在不同行业间跳跃，他只想找到自己能舒服一点的求生姿势。

这点倒和大陆挺像。

因此，黄子维拒绝为了40年后的老年生活，牺牲此刻的真实人生。“如果我去考虑往后家人长照的需求和我的老年生活，我现在的选择就会因此受限，”他坦言，“我可能必须少花点钱、去找更高薪的工作、不能常常跟朋友出去玩，但这些对我都很重要。我去年办生日派对花了一万块，但我就是需要，我还在想今年25岁生日要怎么办。”

这点倒和我们栏目的简介挺契合：“我们都在逐渐变老，你想好老年后的生活了吗？是选择延长生命的长度？还是拓宽生命的广度？”

在现下，努力工作、节俭生活、储蓄并不能保证负担得起购屋、婚育所需的花费，但Z世代还是可掌握与朋友去咖啡厅聚会、追星、上优质发廊的消费，林凯衡如此描绘Z世代的消费观：“我没办法买房，但我可以拥有一只很好的手机。”

除了经济结构转型造成压力，家庭结构的转变更让他们成为责无旁贷的“独扛世代”。在少子女化的浪潮下，他们多为独生子女或仅有一名手足，据内政部统计，1997年之后，台湾的总生育率在1990年代和2000年初持续低于2，平均每名妇女一生约可生育1.1至1.8名子女。这意味著，未来父母的长照重担，将无可避免地、且更集中地落在他们肩上。他们亲眼目睹，并将亲身经历这“可预见的重担”，让他们对“老”的想像，从安养，变成了恐惧。

我们这里独生子女因为当时生育政策，但是当时台湾没有这类政策，是不是他们当时的经济发展（四小龙之一）降低了生育率呢？感觉经济发展和生育率是强负相关。

黄子维回忆外公过世前，家族为了照顾责任、花费与后续的遗产分配而四分五裂，他摇摇头说：“简直拖垮了我们家”。郑采妮也看见，外公卧床后，家人间的争吵让家里的气氛凝重到令人窒息。对这些家庭而言，“长照”不只是一个社会议题或政策名词，而是充斥著泪水、争执与消磨的集体记忆。他们看著一个老龄病人如何瓦解整个家庭的经济与凝聚力，也看过那所谓的“爱”，如何在日复一日的照护压力中，被消磨殆尽。这些烙印在成长经验中的场景，形塑了他们对“老病”最写实的认知，也是最现实的体认。郑采妮看见上一代因为长照工作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互相指责，最后甚至导致家人间关系破裂、恶言相向，身为独身女的她，一方面虽庆幸自己没有手足、不致与家人撕破脸，另方面又担心自己未来能否独自扛起照顾的责任。她认为，即使现在有很多补助和服务可以申请，但对于需要长照的家庭还是“远远不够的”。

上面提到的“长照”，就是长期照护，现在开始发展长期照护险，希望能缓解吧。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种情况，不放弃在家照护的话，找个低工资的居家远程工作更好，但这样收入水平就下降。

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就是 Z 时代不生孩子，现在好好玩，中年时居家照护上一辈，等自己身体机能退化后自杀

看见高龄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堪，几乎所有Z世代受访者都对我提及，希望未来有“安乐死”选项可以选择。他们强调生命自主，希望自己可以在老年时，对自己的生命拥有自主决定的权力。这不仅是因为对失能的恐惧，王兆庆认为，这也反映出年轻人“对制度的不信任”，从目前的长照制度来看，他们不相信自己年老时，社会的长照制度还能支持他们颐养天年。

在漫长的不健康余命背后，伴随著一件又一件的社会悲剧。2024年12月，台湾一名73岁退休建筑师，因长期独自照顾罹患罕病的妻子，疑似不堪长照压力，将妻子推下14楼杀害后投案自首。这类“老老照护”引发的长照悲歌并非个案。24岁的Midori（化名）表示，看到这些社会事件之后，他开始研究长照保险等商品，虽然目前能动用的资金，但他仍想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保一份保险。

在昏黄灯光的车厢中，黄子维脱口说出那个他埋藏心中的“安乐死计划”。但话一出口，他便感到懊悔，他知道，那是一名母亲难以承受之痛，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竟不爱这个世界，甚至要主动离开。但这个念头，对黄子维而言，则像是一条清晰的底线。“如果我55岁时（台湾）安乐死还没合法化，我会自己发起公投、一个一个去搜集连署，把我的权利要下来。”他对我说，如果还是没办法成功，他要用“壮烈”的死法死给大家看。他的语气笃定。这份决意的背后，是他不想再将生命自主权让渡他人。他不想连这件事都无法自己决定。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才是自由。

2024年底琼瑶离世时，留下的书信中写道：“这是我的愿望，‘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黄子维对媒体以“轻生”作为报导用字感到不满，他相信琼瑶清楚意识到生命意义，是在不受任何外力干扰下做出自主行动，而“轻生”一词像是谴责作出决定的人不珍惜生命般。“我喜欢‘向死而生’的精神。”他说，人在直面死亡时，反而可以激发出对生命的活力与真实渴望、活出自我。黄子维将安乐死视为人生目标，平时热切地关心公共事务，相信能透过社会改革，改善他者的困境——即使他口中的那个“未来”，实际上没有自己。“我不能接受自己需要麻烦他人照顾，才能活下去。”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受访Z世代的共识。

身体失能后被照护，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情，不管这个被照护人是不是有钱，或者家族有钱，又或者这个人退休金高。只要被长期照护，照护人的心里会发生变化的。

谢秉颖则看到，父母辈在世代变迁中所面临的处境。他说，父母那一代人，上头面对思想传统顽固的长辈，下要面对想法新潮的子女，使他们卡在新旧观念的转变期。这个世代的人，可能从未深入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只是依循著“找工作、赚钱、养家”的社会刻板印象。他也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世代非常注重向内探索，甚至到了“疯狂内观”的程度，但这也可能是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表现。

我感觉最近接触的那些不同的性癖，就是向内探索的结果，很精彩，有时候活着不是享受多么丰富的物质生活，内心充足就是最大的快乐。

老去之后，Midori打算搬到乡下，一个“环境悠闲，不像大城市一样令人感到压力”的地方。而“负担得起”的顾虑，是假设自己老去后，直觉般进入想像中的门槛。

不知道发达地区的乡村如何，在这里，如果想更好活下去，城市才是最佳选择，看看医疗资源都**倾斜到那里就明白了。

内政部统计，今年第一季全台“仅老人居住”的住宅已逾85万，其中老人独居宅数亦高达65.52%。对Midori而言，连安乐死都是有资本门槛的选项，她更担心自己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就先被贫穷与孤独淹没。

死亡还要什么安乐？我都想好直接掷地有声了。

像郑采妮这样的都市白领，顶著“国立大学广告系出身”的头衔，初入社会仍感叹“穷到没时间赚钱”，正职的薪资被长工时稀释，在正职外也鲜少留有时间、体力兼差赚外快。为了应对不可知的未来，她积极开源，健身、吃叶黄素，只因为“连生病的余裕也没有”，病假即使有支付半薪，仍是一笔损失，何况随之而来、或大或小的医药费支出，她连健康都得撙节。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普遍低薪的环境下，年轻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入投资市场。台湾证交所统计，截至今年3月，30岁以下投资人约220万户，占市场近17%。而在定期定额投资的族群中，30岁以下族群占比36%。谢秉颖也认为，积极理财“怎么样都比放在银行被通膨率吃掉好吧。”

我们这里买彩票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