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立后，汉高祖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将一个前朝的混混打扮成众望所归的皇帝？如何从人心所向的诸侯体制转变成人们普遍认为失败的中央集权制？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叔孙通强调用礼仪来固化统治者的地位，通过对礼仪的刻意强调，去降低、侮辱每一个臣民的人格，来彰显皇帝的权威。他的尝试虽然短期有效，但长期却失败了。法家和道家认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人们的适应之上，只要经过几十年，人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秩序，就会接受刘氏做皇帝。但在如何维持政体上，法家采取了加强权力的做法，而道家采取了放松控制的做法。 法家和道家在汉初都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别人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于是，儒教登场的时机到了。 当陈胜从楚地的大泽乡打出反秦的大旗后，秦二世慌了，连忙召集几十人，开了一次智囊团扩大会议，叔孙通也有幸列席。智囊们议论纷纷，出谋划策。但吊诡的是，他们并不着急告诉皇帝如何镇压反叛，而是为了两个词语吵起了架：陈胜反秦到底是一次谋反大乱（反），还是普通的盗贼小乱（盗）？现代人看来，当陈胜起事后，朝廷不首先发兵，而是争执这是一次“反”还是一次“盗”，如此唯名论显得很荒谬。 但在秦朝，这样的区分和法律有关，根据规定：如果是谋反，那么秦朝必须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如果只是盗贼，那么中央就不用调兵，而是由秦朝的地方政府（郡县）组织“地方警察”一捕了事。区分“反”还是“盗”，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职权划分问题。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一次谋反，需要从中央调兵去镇压。只有叔孙通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只是一群盗贼，地方政府对付他们绰绰有余，不需要动用中央军。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现在的理解，需不需要动用中央军要根据陈胜军队的规模而定，如果预感到地方政府对付不了陈胜，就要赶快动用中央军。但当时的儒生们不管持有哪个观点，都没有去考察“陈胜军队的规模”这个事实，而是从教条上寻找支持。 比如，认为这是一次谋反的人是这么论证的：凡是人臣，就不应该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只要有此种行为，就是谋反。而陈胜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所以应该被认定为谋反，杀掉。既然是谋反，就要动用中央军。[2]叔孙通的论证则是：秦朝统一后已经天下一家，连全国的兵器都已经没收了，中央政府也早已宣布天下不再用得着兵器，已没有战争。既然没有战争，皇帝又如此英明，法令又这么明晰，官员这么称职，怎么可能会有谋反？既然不是谋反，就只能是盗贼而已。既然是盗贼，那么就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皇帝仍然吃喝玩乐就是了。[3] 秦二世本来就不愿费神处理政务，叔孙通的说法正好符合他的本意，于是皇帝大喜过望。这时摸准了皇帝心思的人纷纷改弦更张，赞同叔孙通的观点。到最后，所有认为是“反”的人都被抓起来坐牢，所有认为是“盗”的人都没事。叔孙通则获得一件衣服和二十匹帛的赏赐，还从候补博士转正了。叔孙通离开皇宫后，预感到秦王朝已经风雨飘摇，连忙逃走。而听了他计策的秦二世稀里糊涂丢掉了江山。就这样，叔孙通的第一次机会灰飞烟灭。 真狗啊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他投靠的主子是个来自楚国地域的痞子，尤其见不得读书人，一见穿着儒生袍子的人就厌烦。叔孙通整天长袖阔带，高髻大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为了迎合刘邦，他只好换上楚国的短衫，来讨得刘邦的欢心。此刻，叔孙通已经跌到了人生低点，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断地更换主子，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块好肉。 当年，他出来时耀武扬威地带来了弟子百余人，都希望通过他获得一官半职，但被他打消了念头：如今人家需要的是打仗的，你们这些文弱书生靠不上边。但实际上，是因为他本人在刘邦的心目中也人微言轻，只不过混口饭吃而已。就在这时，这个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的五姓家奴（甚至有人说他侍奉过十位主子[6]）却突然转运了，因为战争结束了… 战争与和平，文人与武人。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被边缘化的叔孙通突然求见汉高祖刘邦。此刻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彻底击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称了皇帝。本来应该是一派祥和景象，总是添乱子的叔孙通又有什么事要求见刘邦呢？原来，他发现了刘邦体制的一个漏洞。这个漏洞是：没有人知道皇帝是个什么东西。 刘邦心目中的秩序是秦朝式的，由一个君主（皇帝）统治中国所有的土地，在皇帝之下都是听从皇帝指挥的中央官吏和地方派出官吏。这些官吏都不是世袭的，必须由皇帝任命。在击败项羽后，刘邦随即称帝，就是为了建立这样的新秩序。但无奈的是，刘邦在击败项羽的过程中，不得不求助于许多诸侯和将领，为了安抚他们，必须保留若干个诸侯国家当作犒赏。这样，刘邦早期的汉帝国实际上既不是项羽式的，也不是秦朝式的，而变成了周王朝式的。刘邦控制了关中（陕西）地区、四川地区以及一部分函谷关以东地区的领土，这部分土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但在南方、东方、北方，仍然有一些不归中央政府管辖的诸侯国。 即便在刘邦的中央政府内部，人们也不知道皇帝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当年的大将本来就是粗人出身，他们以为自己和皇帝分享政权，仍然把他当作带头大哥。在刘邦飨宴群臣时，大臣们喝醉了酒大呼小叫、互相争功，说急了眼就拔出剑来拍打柱子，这些行为让刘邦感到头疼不已。从骨子里，刘邦羡慕的是秦朝的规矩。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周游列国时期，经过刘邦家乡时，刘邦曾经在路边见过秦始皇的队伍，并发出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7]可是现在，刘邦已经当了皇帝，他的队伍却仍然如同老农民，人们对他没有尊重之意，而他的诸侯也不理睬他，独自管理着自己的地盘。到底该怎样做才能达到秦始皇的尊严，是这个当年的小亭长最关心的问题。叔孙通正是看到了这一幕，才求见刘邦，为皇帝出谋划策的。 老革命遇上新问题，这时候新同志就有出头机会了 当韩信等人以赫赫战功而青史留名时，叔孙通就以这次古怪的仪式而登上舞台，并受到了重用，当上了太子太傅。等刘邦死后，作为老臣的叔孙通更是倚老卖老，他不再是跟随秦始皇、秦二世、项羽的战战兢兢的小人物，而是不断地以礼法的名义干预国政，成了汉代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叔孙通的仪式真的能给新生的汉政权带来稳定吗？这却未必，它实际上让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 叔孙通采取了最简单的做法，试图用一系列复杂的礼仪凸显皇帝的威严，并将人们固定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不让他们反抗。但出身于小混混的刘邦不管经过什么样的包装，人们还是认为他不够神圣，没有起到最终的固定作用，反而让人们更加担心和不信任。叔孙通的努力失败了，但是，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皇帝呢？ 汉高祖刘邦遇到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基本问题。从秦代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帝国维持了两千年。可在建立之初，人们会问：为什么皇帝就能将整个天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据为己有？他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皇帝，而不能换成别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开国君主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开国君主最初只是生活在前朝的普通人，只是因缘际会得到了天下，对他知根知底的人不在少数。成为皇帝后，要想证明他理应当皇帝，就必须神化他，但那些熟人却不屑于他装神弄鬼，到底该怎么说服大家他就是皇帝的不二人选？ 文帝上台后，另外两个学派的观点已经占据了汉朝的主流，并影响了汉朝几十年的社会，它们分别是道家和法家。与儒家痴迷于利用礼仪将人的行为束缚起来不同，道家和法家都承认刘氏政权并没有必然性，也没有巩固性。人们对于战国时期的记忆过于清晰，不肯轻易接受一个中央集权的庞然大物。道家和法家相对来说都是务实主义者，他们没有试图从理论上神化皇族，而是寄希望于用现实性来代替编造的理论。他们认为，要想树立刘氏政权的权威，只需要将这个政权维持得足够长久，等那些出生于战国和秦代的老人都死掉时，人们的记忆就会被更迭。如何度过最初的几十年，是一个帝国成败的关键。 尤其是政权维持得足够长久，后期的教育再发力，一个权威就建立起来了。 如何维持政权的稳定，道家和法家的思路却是截然相反的。道家主张放松社会控制，而法家主张加强社会控制。法家对集权政权的实践是从秦朝就开始了的。在商鞅、韩非子等人的影响下，秦朝采取了通过严刑峻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做法，试图利用弹压之术，将人们固定在社会的各个角色之中。当人们适应了新的角色之后，也就承认了新政权的权威。在他们看来，权威来自法律约束。除了制度之外，法家还主张利用一切机会，不择手段地剪除诸侯势力，不管是汉高祖和吕后主导的诛杀异姓王，还是汉景帝时期的削藩，都带着鲜明的法家特色。但是，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家由于过于严苛，已经声名狼藉。而法家主张建立制度，在汉高祖本人看来也并不欣赏。汉高祖本人天马行空，以毁约为常，建立制度除了意味着对民间的限制外，也意味着对皇帝的限制。在汉初，法家虽然屡有应用，却只能处于地下活动，也就是采取法家的政策，却不说自己是法家。 除了法家之外，与法家相对的是另一派，被称为“黄老之术”，也就是西汉初期特殊的道家学派。所谓黄老之术，被认为来自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的思想。这一派认为，要想巩固政权，必须让人们尝到甜头，认识到现在模式的好处。只有得到了好处，人们才会从心底里接受新模式。要让人们尝到好处，就必须从经济上考虑问题。在统一的模式下，由于市场的扩大，政府只需要维持住和平，并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民间经济就自然会获得发展。当经济发展几十年后，人们都吃上了饱饭好饭，生活上自得其乐，也就已经离不开这个政权了。即便这个政权是依靠欺诈和蛮力建立起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因为创造了和平和繁荣而取得合法性。 黄老之术的代表人物是丞相曹参，以及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皇后。幸运的是，吕太后时期虽然政治上斗争不断，但治理国家上却交给了秉持黄老之术的大臣。到了汉文帝时期，更是将黄老之术当成了国策。借助法家的权术和黄老之术的仁术，汉高祖刘邦死时的皇帝危机暂时被压制住了。随着文景之治带来的盛世局面，人们慢慢地不再怀念战国时期，而是被西汉所创造的巨大的国内市场所迷惑，更加乐于生活在现状之中。 到这时，法家和道家的作用已经达到了最大。然而，人们却发现，皇帝的合法性危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法家和道家的做法只是把合法性问题推后了，他们并没有回答“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只是让大家习惯于刘氏当皇帝的状态，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刘氏当皇帝，只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生活得不错，没有必要做改变。可是，万一哪一天，当社会经济出现下滑，人们的生活困难时，“凭什么刘氏才能当皇帝”这个问题又会被提出来，并且成为推翻刘氏政权的借口。按照现代功利主义的观点，人们需要一个皇帝，只是因为暂时想不到更好的政治架构来保证庞大国家的统一和繁荣，至于谁当皇帝，是无所谓的。但这种观点在汉代的皇帝们看来绝对不能接受，他们必须要一种哲学来论证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这样才能保证江山永远在刘氏内部传承。 于是，当道家和法家暂时稳定了社会，让皇帝坐稳了宝座之后，皇帝开始转向了另一派人，请他们彻底解决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这一派认为，道家使用的是权谋之术，而黄老之术则使人放荡和失控，总的来说，这两派都是针对人们的举止和行动采取方法，而真正高明的手段却是控制人们的思想，通过政府的引导、宣传和洗脑，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爱上皇帝，将皇帝当成比衣食父母都亲的神，把当年的小瘪三当成是天命所归的不二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彻底相信，只有刘氏才能做皇帝。这一派，就是后来的儒家。或许我们更应该称之为儒教。 按照“天人合一”理论，人类社会的规律与老天爷的运行规律是合一的，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遵从于老天爷的意志。皇帝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天选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必须无条件服从。既然老天爷选择了刘氏作为天子，那么所有对皇帝的反抗就是非法的。通过这种方式，董仲舒就解决了只有刘氏才能当皇帝的问题。儒教诞生的同时，作为道家集大成者的淮南王刘安却在儒教的打压之下死亡，他主持编撰的《淮南子》虽然代表了道家思想的最高成就，却没有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力。道家从此退出了政治。 到了他六十岁，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当年，年幼的汉武帝新上台不久，执政的窦太后决定从地方上征召一批有学问的人。当地官员把老头子公孙弘也举荐了上去，白发苍苍的他第一次踏出故乡，去了京城。执政的窦太后没有嫌他老，授予他博士的头衔。他的第一项差事就是出使匈奴，然而，事实证明，这个放猪的老头子虽然背了一本书，却缺乏处理实务的能力，他搞砸了使命，被太后免了职，打道回府——他向着一事无成地死去又迈进了一步。六年后，窦太后已经死去，汉武帝开始了亲政。他再次下诏征集儒家人才，地方官员再次将公孙弘上报。公孙弘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去碰运气，但还是被劝说着上路。到了首都，负责选拔的太常也看不起他，在策问时给他评了个下等。随后，这样的成绩送给汉武帝过目，谁知汉武帝却出乎大臣们的意料，立刻被这个年近七十的老头子迷住了，不仅大大赞赏一番，还将他留下伺候自己。 此后，公孙弘的提升进入了快车道，从金马门待诏，到左内史，直至御史大夫、丞相，以八十岁的高龄死在了丞相任上。由于吃过一次亏，公孙弘对于自己的学问知根知底，他变得谦恭多礼，做事首先把私人态度藏起来。当皇帝询问时，哪怕有不同意见，最终也总是无条件支持皇帝。大臣们对他的首鼠两端感到不满，他就用谦恭的态度笼络住下级，再偷偷地排挤那些比他学问大、能力强的人。在所有学习《春秋公羊传》的人中，他的师弟董仲舒的成就远胜于他，于是他就把董仲舒送到胶西国去当国相，原因是胶西国的国君刘端以残暴出名，当他的手下很可能不知什么时候就挂掉了。以编撰《淮南子》出名的淮南王刘安喜欢道术，杂以百家，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公孙弘只会背诵一本《春秋公羊传》，对于意思还老是吃不透。但他感觉到皇帝担心这位堂叔的权威，开始着手调查淮南王谋反的迹象，为事后汉武帝查办淮南王拉开了序幕。 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祥瑞的态度上。汉代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来预示未来，汉代成了荒诞不经预言的大本营。翻看历史时，汉昭帝和宣帝时期的几个书呆子让人哑然失笑。这些书呆子身居高位，却缺乏实务经验，满脑子经书和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63]，这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春秋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当上了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那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的“微言大义”。从此之后，老天爷对人类突然间开始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时值公元前78年（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考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先进的学问，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眭弘立刻找当内官的朋友把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寻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当时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听，竟然有人正经八百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了史册，可谓啼笑皆非。眭弘并不是孤例。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春秋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籍，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现成的，就透过字面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并对书本深信不疑，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尽信书等于五书...............

公孙弘建立太学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儒教知识分子，并将儒教变成社会思维的根基。他的具体建议是这样的：每年各个地方官都要去自己的辖区查找十八岁以上的青年，看有没有适合读书的，一旦发现了，就上报给郡守，再由郡守上报给中央负责礼仪的官员太常，太常则负责考察首都附近的青年，与地方上的汇集在一起，从中选择五十人送入太学。这五十人将分配给五经博士做弟子。在做五经弟子期间，这些青年都是免除徭役和赋税的。一年后经过考核，合格的人就可以授予中央低级小官，并逐渐递升，不合格的人就淘汰回家。另外，官员的递升也要考查文化水平，有文化的人才能高升。通过这种方式，经过几十年后，那些非儒家老官僚死光了，汉朝廷就会被儒教子弟们占据，他们担负着保卫汉皇帝的重任。不出公孙弘所料，他的提议迅速起到了效果。他的成功反映在汉代太学的扩张上。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汉元帝因为喜好儒教，对于地方上能够通晓一本经书的，都不用服劳役，一时间，人人都争着读书。几年后，由于减免成本太大，只好下令停止这个政策。但是，将太学的规模扩大到千人。在各个郡国也设置了五经卒史，俸禄是一百石，负责传播儒教知识。汉成帝末年，太学规模扩大到了三千人。但这个规模只维持了一年多，就因为养不起，缩回到了一千人。即便按照一千人计算，比起汉武帝时代太学也已经膨胀了二十倍。[67]这些太学学生有很大一部分都会成为官员，所以，汉朝的朝廷里就充斥着能够背诵儒家著作的人才，整个社会被儒教化了。几十年后，随便拉出一个汉朝人询问宇宙的真理是什么，他都会给你讲述“宇宙的真理是天人合一，皇帝是老天爷的儿子，宇宙是阴阳五行的变化”，这一切就和现代人谈论牛顿、爱因斯坦一样自然。 还是要靠物质激励啊

汉武帝时期，一位叫作张汤的酷吏突然宣布要用儒家经典来进行审判。[70]由于皇帝加强了集权，文景时期的宽松政治突然间收紧，大臣和人民都不适应皇帝的扩权，武帝只好招纳了大批的酷吏来为自己所用，绕过了正规的官僚系统，建立了围绕皇帝的委员会，依靠酷吏的严苛将法律推行下去。张汤小时候，因为老鼠偷了家里的肉，就用烟熏土掘，将老鼠抓住，然后写了控诉老鼠的法律文书，再把老鼠四肢绑住进行审判，最后将老鼠活剥。他的父亲当时官至长安丞，看到儿子的天赋，立刻决定要他学习法律，从此张汤步步高升，终于成了皇帝的得力干将。 牛逼 张汤最有名的决狱之一，是所谓的“腹诽之罪”。武帝派张汤寻找颜异其他的毛病。这时，有人和颜异在私下里相处时，说皇帝政策的坏话，颜异没有表态，只是翻了翻嘴唇。这件事被张汤知道了，立刻上奏，说颜异对政策不满，却不公开告诉皇帝，反而在私下里表达不满。颜异并没有说话，怎么算表达不满呢？张汤认为，颜异虽然没有说话，但心里实际上是赞同朋友的，肚子里瞎嘀咕，是“腹诽之罪”。颜异最终被杀。以腹诽就可以定罪的张汤本来是“无所谓东西”，只看皇帝意图的酷吏，却突然之间转向要用儒家经典做审判，不得不让人大跌眼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公孙弘的飞黄腾达让张汤看到了皇帝对儒家的推崇，他也想沾一下光。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他本人对于儒教却是一种利用关系，并没有崇敬之心，所以在选择官员时，最主要的条件是听话，而不是学问。在这时，太学系统提供的官员大都还处于低级，没有晋升到高级官僚体系。至于卫绾，他更多的是倾向于儒家，却并不见得有太高的修养。窦婴和田蚡都是因为外戚而升职的，与是不是儒家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只有公孙弘是一个例外，而他本人却心术颇多，在皇帝面前不说二话，但偷偷地为儒教找补贴。公孙弘之后的丞相们都很听话，也没有什么政绩，权力从丞相向皇帝以及皇帝的亲信大司马集中。然而，汉武帝的儒家教育系统在他死后却硕果累累，到了汉宣帝时期，儒教学问几乎已经成了升官的必要条件。汉武帝之前，官员们选择面较窄，大都是功臣、外戚和官二代，但武帝之后，官员们依靠教育体系得以升职，这说明汉代的太学体系是管用的。但同时也说明，儒教终于垄断了汉代人们的头脑，中国不可能跳出儒教圈了。 汉代的老天爷不仅指定了谁做皇帝，还不时地降出祥瑞来告诉人民，他喜欢现在的政策，或者降出灾异，表明他憎恶现在的社会。汉代人看见闪电，除了按照正常的反应，认识到要下雨之外，还会想到：一、皇帝也许做错了什么事，二、地方官或许做错了什么事，三、自己也许做错了什么事。至于选择哪一样，就要根据个人的心理了。什么是祥瑞？在汉代也是有规定的。东汉时期大学问家班固就列举了一系列的动物祥瑞[76]：当皇帝（大臣，或者社会）的品德影响了鸟兽界时，就会出现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或者看到九尾狐，也可能会看到白野鸡、白鹿和其他白鸟。正因为祥瑞在汉人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地位，王莽才会偷偷地让人们进献白野鸡。而群臣也心领神会，他们请求册封王莽，就是因为：在周成王时期，也有白野鸡出现，那时候的白野鸡是因为周公，从这进行推断，王莽是和周公一样伟大的人物，也必将能够稳定汉朝的江山。[77]在儒教的神化体系中，老天爷与人世沟通的方式主要有表示好意的“祥瑞”，表示惩罚的“灾异”，表示命运的“符命”，表示预言的“谶纬”。 反噬了汉朝自己啊 在如此大规模的符命轰炸下，王莽终于没有经受住考验，不得不当上了皇帝，改朝换代建立了短命的新朝。其实，现代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的符命和谶纬都是伪造的，所谓灾异和祥瑞，都只不过是人们不了解自然现象，将这些现象神学化了而已。但是在汉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真地对待这些东西，并正经八百地把它们当作正规的学问来接受，甚至继续发明一些类似的理论，将之变得更加复杂。而这些现象本身，都是董仲舒将阴阳术加入儒家学问产生的必然结果。汉代公认的大儒们，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谷永等人，几乎都深深地相信天人感应，总结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说法加入儒教之中。 另外，从汉武帝开始，人们也突然发现，当官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即便位高权重，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比如在汉代后期的丞相中，有许多人就是被皇帝胁迫着自杀而死。至于其他小官，更是难保自己的命运。到最后，为了避免自己倒霉，大臣们也纷纷制造谶纬来规劝皇帝。如果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暴政，必然会被皇帝杀死，但如果借助天灾，向皇帝暗示，由于人间政治出了问题，引起了老天爷的愤怒，就有可能让皇帝在不迁怒于大臣的情况下收敛一点。汉武帝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统治，编造儒教神话逼迫其他人相信，但到了他的子孙，就已经掉入儒教神话中无法自拔了。 也算相互成就了 董仲舒的理论框架碰到了汉代的现实政治，共同创造了汉代越来越变味的学术氛围。在这种变味的学术之下，许多书籍被伪造了出来，每本书都说是周公、孔子写的，但内容却荒诞不经，充满了预言、暗示和神化，这些书籍被称为谶纬书籍。人们伪造这些书，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儒家典籍实在太少，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必须伪造一些书来为自己的理论服务。 这些书中有的把孔子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帝王，认为孔子是黑帝精裔，他的出现就是为了给几百年的汉朝制定规矩的。[78]还有的把刘邦神化成脚踏星空、神游万仞的仙人。[79]再借助孔子、刘邦等人，写自己的理论。而所谓理论，大都是附会之言，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通过自然现象推演人间。这一类的书很像现代的野史八卦，还充满了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但在汉代却被认为是正经八百的著作，甚至用来指导政治。谶纬的出现，是一种严重的倒退。在战国时期，由于政治并没有给学术研究设定范围，人们思维大开发，结果产生了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可是，一旦政府给学术规定了范围，告诉人们只能在某一个领域内思考，不得越界，那么，必然产生学术的退化。当人们不能思考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利用他的思维，在有限的范围内胡编乱造，汉代的谶纬就是这样胡编乱造的结果。在思想束缚下和谶纬横行之下，汉武帝之后的汉代学术一直停滞不前，除了语言铺张却言之无物的汉赋之外，没有留下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在最受皇帝重视的《春秋》学问上，除了《公羊传》这一种学说，另一派学者发现了另一种学说，称为《谷梁传》。为了调和两种学说的矛盾，汉宣帝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试图将两种学说统一起来。汉宣帝调和儒教纷争的另一个做法是，增加博士点的数量，让大家利益均沾，五经博士点的数量也从七个增加到了十二个。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被称为今文经集团）冲击最大的是古文经集团。由于秦朝焚书坑儒，许多儒家著作都已经不完整，或者有了错别字，统治哲学就建立在这些带错的经文之上。随着一批战国时期写成的文献（它们的错误更少，被称为古文经）被从民间发掘出来，一批研究古文经的学者向既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却被学术门阀排斥在统治之外。西汉末期，古文经学者为了分享政权，投靠王莽，并帮助王莽设计了复古改革，却由于王莽的倒台，成了新皇帝打压的对象。 汉宣帝继位后，听说祖父刘据喜欢《谷梁传》，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谷梁传》的传人，谷梁的春天到来了。[85]汉宣帝之所以扶持《谷梁传》，还有另外的原因。当他继位时，汉代的江山已经彻底稳固了，随着儒教控制了帝国的思想，已经没有人再质疑汉代的正统性，当年的小流氓刘邦早已经成了人们思想中理所当然的天子，他的子孙们也成了上天的选择。到这时，《公羊传》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公羊传》虽然强调大一统，却又加入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强调灾异、谶纬，甚至可以被人们用来反对朝廷。比如，后来的王莽就利用了《公羊传》和董仲舒思想中强调王朝更迭、天命转移的思想，完成了改朝换代。反而是笨拙的《谷梁传》由于不随意发挥，只强调仁义、忠诚、礼仪，更有利于皇帝对社会的控制。汉宣帝已经不再需要《公羊传》所代表的齐学的诡异，而更需要《谷梁传》所代表的鲁学的平实。 理论更改背后都有现实需要的背景

幸运的是，汉宣帝时期，西汉政权还有足够的活力进行调整，容纳一部分新的势力，而石渠阁会议，就是这样的尝试。这里也可以看出东西方的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历次会议都是以分裂和打击为目标的，皇帝组织会议，就是为了树立一个统一的思想，而把另外的都打成异端，从思想甚至肉体上进行消灭。而中国的会议并不是为了消灭一种思想，皇帝知道，《公羊传》已经成了一种理论基础，无法完全废除，他追求的是在《公羊传》中加入《谷梁传》的成分，进行调和后，让两者都成为政权的基础。至于《谷梁传》和《公羊传》中不一样的地方，则由皇帝进行裁决，两家都服从皇帝的意见，形成另一次理论统一。而两派的学者群也没有誓死捍卫理论的决心，他们把自己当成是皇帝的臣民，随时做好服从皇帝裁决的准备。 这不就是统一思想的前身嘛，骨子里的流传啊

汉宣帝本人是一个严肃、兢兢业业的君主，一生考虑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怎么维持汉朝的统治。在他的任上，任何能够保持汉江山的理论都是要吸取的。皇帝并不喜欢公羊学，因为里面充满了大话和套话，但他仍然利用公羊学理论，不断地强调在他任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祥瑞，从天降甘露，到出现凤凰、黄龙，[87]他的年号也改来改去，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充满了祥瑞色彩。在不舍弃老理论的同时，如何与新理论调和？两年后，皇帝召集大臣和学者再次在石渠阁开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调和五经当中的分歧。这次会议形成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些文件分别对五经进行了解读和规定，统一了各家的分歧，形成了由皇家主持的正统的哲学体系。 记得《雍正王朝》的小说里，雍正也不喜欢繁文缛节，尤其是下人见他跪拜那套，但他也不会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