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试验，用到重金属镉。早知道这东西是重金属，对人有害，想更具体的了解下，但是无论百度还是谷歌效果都不好，问GPT，在这种专业问题上真不愧是通用模型，除了说一些假大空的正确废话，没有半点作用，大都表述模糊，同时给的建议没有可行性或者太过普遍。

搜期刊论文，更是瞎XX引用，可信度直线下降。正好最近能读财新全文了，就想从这里搜下，本来预计只想搜出来镉危害和预防措施，没想到结果全是这种污染类的文章。 后来想想也是，因为环境污染的背后往往是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污染防止成本问题，那这些内容财新不报道，谁还能报道呢？也算是一种莫名的讽刺吧。

《湖北大冶“镉米”后遗症丨数据通特供》半年多前，57岁的陈红（化名）到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看老年病科门诊，她说自己全身多处酸痛，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在做了六张单子的检查项目后，医生发现陈红的全血样本中重金属镉的含量达到17.18微克/升。医生说陈红的血镉超标了，在黄石治不了，得去武汉。 “医生还说，不可能只有你一个超标，你全家都要去检查。”陈红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嫁到了外地，儿子上班忙，30岁的小女儿带她去了武汉的湖北省职业病医院，也顺道做了化验。结果显示，陈红的血镉浓度为35微克/升，小女儿是22.9微克/升，均大幅超过5微克/升的最高参考值。

种植该块粮食超标农田的种粮大户告诉财新记者，农田四周没有工业废水排入。附近有一家炼锌小厂，开了有五六年，其排放的废气可能会飘到这块农田。而大冶有色冶炼厂的铜烟曾是该农田的重要污染源。多位该村村民表示，大冶有色上世纪80年代污染最严重的时候，铜烟飘来能够把水稻熏死。该种粮大户表示，他种的稻米在秋收时，会被隔壁阳新县的粮贩子收去，粮贩子再把粮食卖到哪里他并不知情。不光是粮食，蔬菜也由这问题。只不过没有被广泛报道而已。

大冶市环保局副局长刘涵毓对财新记者表示，绿发会做的检测是单方面进行的，大冶环保局并没有参与，具体在哪个位置做的检测大冶环保局并不清楚。大冶市环保局重金属污染防治办公室官员卢琦告诉财新记者，粮食超标属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大冶环保局并没有听说和粮食超标有关的报送。

标准的官方说法。（绿发会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土十条”），要求在湖北黄石等六市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大冶市即为黄石先行区的核心地区。2018年4月，财新记者在大冶了解到，当地土壤污染修复试点近三年后，官方宣布达到了修复预期效果。但负责修复的公司坦承，试点中遇到了许多挑战。

“达到了预期效果”，不能只听他们说了什么，还要想想他们没有说什么？

大冶市是黄石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对于是否存在土壤和粮食镉超标问题，黄石市环保局土壤治理相关负责人、黄石市环保研究所副所长邹立伟对财新记者表示，目前黄石正在执行国家部署的土壤详查工作，对土壤和生长其上的农产品进行调查。“土壤详查完全按照国家标准执行，从布点，到采样，到分析都比较科学严谨。”他说，土壤详查结果2018年年底就会出，“以出来的这个数据为准”。 正确的话术

现任大冶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的王秋红对财新记者表示，上述报道是她在黄石市两会上的发言，发言材料来源于大冶市相关部门。王秋红表示，当时黄石市下陆区的企业存在污水处理不到位的问题，对下游大冶市造成污染，大冶市政协希望通过黄石市政协发声呼吁。但王秋红表示，2013年到现在，黄石地区的污染治理已有很大改善。

污染的背后是当地经济发展和治理成本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房间里这头大象，但是解决问题毕竟是要花钱的。教科文卫体系统在这方面的话语权还是差了点。

大冶有色的冶炼厂位于黄石市下陆区，厂南紧邻大冶市，其铜绿山矿则位于大冶市。2017年大冶有色是湖北省百强企业第四位，在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186名。大冶有色下辖50余家控股、全资子公司，现有职工1.2万余人，每年光工资就要发出十几亿。2008年至2017年，大冶有色上交国税税金28.85亿元，上交地税税金21.82亿元，是当地的重要经济支柱。 当下中国一切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个人情感情绪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据大冶有色相关负责人介绍，直到上世纪70年代，大冶有色的铜产量仍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大冶有色宣传部主任王晓明对财新记者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大冶有色最辉煌的时候，铜价逐步从原来的每吨几千元涨到三四万元。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大冶有色铜绿山矿劳资科工作，当时铜绿山是一个露天开采的富矿，“最开始能够挖出整车整车的孔雀石”。他介绍，当时铜绿山矿有5000多名职工，每人年工资才400块，却连续八年人均上交国家的利润超万元。上世纪80年代的黄石，“如果家里有人在大冶有色上班，是非常光荣自豪的”。

这段素材可以拿来大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啊

据《大冶有色公司志》，1971年冶炼厂建成了转炉电收尘烟灰综合回收车间，综合回收多种有价元素，减轻了重金属离子对环境的污染。然而，“由于对环保工作的认识不足，在综合回收车检的建设过程中，对砷、镉、氟的污染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解决，投产后造成了二次污染”。

据湖北省环科院主办的《湖北环境保护》杂志1981年的一篇报道，大冶有色综合车间是这个公司镉污染的主要来源，该车间废水排放含镉量长期超标，最多时超出国家排放标准20余倍，排出的废水直接流入大冶湖，危害严重，因此被省环保局列为限期治理项目。治理办法包括对含镉较多的砷铁渣增加二次洗涤，洗涤后渣再进反射炉，这样不仅增加了镉的回收（每年450公斤），也大大减少了镉从砷铁渣中溶出造成的污染危险。 现在的杂志还能保持这种风格吗

黄石市环保局2014年的一份报告也称，大冶有色冶炼厂建成时，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环保意识薄弱、生产技术落后、选址不当等因素的影响下，该公司生产时排放的污染物对附近土壤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无可避免。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该公司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督促下，虽然采取了大量措施对污染问题进行治理，但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超标排污情况时有发生。 “超标排污情况时有发生。”

大冶有色生产管理部副主任郑波对财新记者表示，上世纪60到70年代，国土资源部和环保部都没有成立，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污染并不公允。“当年那是个冒烟的时代，烟囱冒烟就证明你好。” 这就很纠结了，在金融领域，一些监管政策也是随时代发展在调整，对于过去的一些不符合当前监管的做法，往往是采取“新老划断”的方法对待。当时看这些处理也感觉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比如前几年司马南炮轰联想，如果全部拿今天相对完善的法律条文去对待当年国企改革的种种操作，那现在大部分叫得上名的企业家恐怕都得进监狱了，而且改革开放之际，正是一些人不断的一点点去冲开不合理制度的束缚，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带着商业的原罪了。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待环境污染，也采用这种新老划断的做法，是不是有些不公？虽然我不是当地的受害者，也不是冶炼厂的受益者，但是如果，我真的是厂区周围的受害者，看到这逼说这话也忍不住骂娘，灌他两口污染水再谈什么新老划断吧。

此外，大冶乃至整个黄石曾经分布大量“五小”企业，也对当地造成了巨大污染。据《人民日报》报道，大冶的工业体系以冶金、建材、煤炭、采选、轻工为主体，资源型经济占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70%以上，天然带有污染性质。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受利益驱动，不断出现各类“土小企业”，尤以投资少、见效快、工艺简单、生产周期短、可就地取材的小选矿、小洗矿、小冶炼、小选金、小化工为代表的“五小”企业发展迅猛，最多时全市达到2000多家。

“那时候大冶遍地是小厂，到处乱采滥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治理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污染的速度。”刘涵毓说， 这些“五小”企业排放大量的超标废水尾砂、烟尘废气，导致港渠湖泊水环境质量恶化、农田土壤耕作功能衰退，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由于当年粗放的发展，大冶市很多地方的土壤、水体都受到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刘涵毓称，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点位核实工作中，全省1.936万个点位，大冶占了近十分之一，可见这里土壤污染的集中度。

有一说一，虽然前面骂娘了，但是客观的说，现在确实有这么一个怪圈：如果某地某些领域存在多个商业主体，并有小大型之分，比如这里提到的冶炼，如果当地有几家大型冶炼厂，而同时有无数小型、私人所有的小型冶炼厂。如果监管政策（环保、安全等）不严格，那么大家就比谁下限低了，你污染我更污染，你粗放我更粗放。

但是如果政策收紧了，那么吃亏的往往是当地的大型工厂了，不是他们更有担当，有觉悟，而是船大不好掉头了。而小型工厂，别说掉头了，船都可以不要了，因为这些小厂不是下限低，而是根本就没有下限。建厂不考虑选址；设备都是二手或者淘汰的明令禁止使用的、除污设备根本就不安装；工人操作环境根本不考虑，职业病不在乎；产品质量看不出来大毛病就行。

如果赶上产品利润高的时期，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本，剩下的全是利润。遇上检查的吃顿饭，给个红包搪塞过去，真碰上严打的，老板当天就跑路，厂房、设备、产品还要个屁，早就赚够了。而留给当地的污染，如果真追不回来法人代表（有的还是挂名，有的就根本没有手续），当地政府为了对上交代，对下平息事态，往往施压当地大型工厂负责，谁让你跑不了呢？

前几年搞供给侧改革，严打地条钢，一些落后产能淘汰，造成供给短缺，价格上涨。那些小作坊故意找三个管辖区的交界处（三不管地带）生产，现场用淘汰下来的电解炉建小作坊，不管什么质量，东西造出来就是钱。只是苦了当地人民。

黄石市环保研究所副所长邹立伟对财新记者表示，湖北省国土厅、农业厅、环保厅统一部署了农用地土壤详查工作，黄石市一级层面则是负责执行，任务包括点位核实、土壤样品采集、制备流转、农产品样品采集等。土壤采样主要是由地质部门的专业地调队伍完成，目前黄石市的土壤样品采集已经完成，正在分析检测阶段，由省里面统一进行。每一个土壤样品采集后，要送到流转中心去，流转中心做一个条形码对土样进行编码，这样一般人看不出样品是从哪儿来的，以防数据造假。编码后的土样再分发到各个实验室。“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样品在哪里，数据也是上面掌握。” 关于这个防伪，想起来前几天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关于科研试验一条评论：低级的造假，改数据，高级的造假，精选样品。行业不一样，逻辑也一样，以前在建筑业工作时，一些单位为了确保送样检测的质量合格，在取样环节直接挑质量合格样品。也算殊途同归了。

大冶有色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冶有色的污染治理仍限于提高公司自己的治理水平，减少污染排放，并没有参与到对周边地区的土壤治理当中去。邹立伟表示，很多被污染的地块由于其责任主体已经倒闭，无法落实“谁污染谁治理”的要求，黄石市环保局也在思考设立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基金，要求各个排放重金属污染物的企业缴纳一定的钱，未来出现要治理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情况，即使这些企业已经不在了，也能从基金中拨钱出去。 他妈的和前几天提到的保险打破刚兑文章中的保险保障基金好像啊，到时候如果监管部门以为有了这个基金就万事大吉了，那不就又产生了道德风险了嘛，有些坑是注定逃不过的啊，

大冶近年在土壤污染治理上也做了大量工作。2015年10月，原环保部、湖北省环保厅和大冶市政府、大冶市环保局选取大冶市金湖街道办栖儒村和柯湾村的283亩农田，开展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示范工程。沿着柯湾村的一条主道进村后，可以看到“国家环保部大冶金湖农田土壤修复示范项目”的介绍牌，主道两边即为试点农田。从地势上看，试点农田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脚。 讽刺啊，如果村民每天进出路口看到这个牌子什么感受？你有病了，我正在给你治病。那我为什么得这个病，不好意思，不要问。

植物修复相对于别的技术路线，其周期较长，目前金湖试点已进行了三年。根据中环循发表的学术论文，金湖试点中遇到了许多挑战。首先，由于试点农田长期撂荒，基本设施基本全部被破坏，加上地势较低，长期处在污染矿山洪水的排放淹没范围内，项目开展第一年就多次遇到当地强降雨和几次洪水，农田多次长时间受涝，修复植物频遭浸泡，洪水携带的含重金属泥沙大量进入，再次污染修复中的农田。为此中环循修筑了隔离坝和隔离缓冲带，提交了对修复区外排洪干渠修整和建设工作的申请。 我一直以为我做出来的科研成果转化难，没想到商业化机构实际实施起来也是这么困难啊，这下写论文的研究意义更有底气了。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环循以2319万元中标该项目，以283亩来算，折合每亩8万元的修复成本。卢琦表示，这2000多万元有一部分是花在控制地污染源、修建农田周边港渠和灌溉系统上。“实际上投入的修复成本应是药剂、投入的人工，以及修复植物的种植，这些成本了并没有一亩8万元那么高。”卢琦表示，不一样的农田，其土壤污染类型、污染程度不一样，修复治理方式也不同。金湖试点对类则似浓度的镉砷污染的农田有一定借鉴意义。 早修复吧，时间一拖成本更高。其他领域也是，改革慢一点，后期成本不仅变高，关键是信心也被拖没了。信心比黄金重要这句话不止在金融领域适用。

《湘江沉重》年仅六岁，刘冰清的世界也许已经被永久改变了。 她几乎每天都沉迷在瞌睡中，没有食欲；勉强吃点东西，也经常会呕吐出来。仅仅大她两岁的姐姐刘冰洁，可以在院子里与伙伴一起跳绳，可以在小学二年级的课堂上念书，而这是她根本不敢奢望的。在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新马村，这个1800多人的村庄，很多人都经历了类似的命运转折。 2006年农历正月，新马村66岁的村民罗少坤在长期浑身无力以及疼痛之后，终因不明原因的疾病去世。接着，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恐慌很快就笼罩着整个村庄。 由于怀疑这些异常缘于水污染，村民向株洲市政府两次请愿，要求安排集体体检。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镉（Cd）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 中毒最为严重的刘冰清姐妹俩，被查出尿镉严重超标，送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半年之后，中毒程度较轻的姐姐逐渐恢复了健康，妹妹至今还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而新马村，也只是整个湘江流域面临的污染危局的一个缩影。

湘江，这条贯穿了大半个湖南、曾孕育出灿烂文明和无数传奇的河流，或许从来没有这么沉重过。目前，湘江流域的八个市，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并成为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 这种文章的开头写法，让人读起来确实沉重。

在新马村，本刊记者看到，村里一条小街道上，仅有的三家蔬菜店以及五家餐馆，无一例外都打着醒目的招牌——菜从市区购买。 镉污染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要求村民不要再种稻谷，因为水、土壤都已经被污染。种出的青菜，自己不敢吃，挑到市场廉价卖给别人，换来的钱再到市区的集市买米买菜。 代价总有人承受的，

吃水也是个问题。2006年，村民曾获得了为期三个月免费水供应。后来免费水没了，村里的屠户郭跃湘每天开一台自己组装的水车到市区取水，回村后再以一 元钱一担的价格卖给村民。 新马村所在的马家河镇，也处在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之中。这个镇原来每年都出产大量粮食、蔬菜、禽、肉，不仅卖到周边县市，还远销到广东省。其中，马家河黑山羊肉更曾一度是长沙、株洲以及湘潭各饭店的名菜，但在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早已经被冷落。 。。。。。。。。

其实，新马村村民并不了解镉这种蓝白色、具有延展性的重金属元素是如何像幽灵摧残人的身体的。对于他们而言，最直接的噩梦，来自村旁一家名为株洲龙腾实业有限公司的摩托车配件厂。 事发后，村民进入龙腾实业有限公司查看，发现院子里的一口废井里满是工业废水，后检验出富含镉、铅。千余村民聚集并捣毁了配件厂的设备，“龙腾实业有限公司”的招牌也被人用毛笔改写为“龙腾实业有害公司”。

在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员会和株洲市环保局看来，龙腾实业对地下水的污染，也许只是直接诱因之一。更大的阴影来自隔湘江相望的清水塘工业区。这里长年累月排放的镉等重金属，早已悄无声息地渗透进周边乡镇，当然也包括新马村的地下水中。 这个配件厂是生产还是组装？你说农民冤吧，确实冤，说不冤吧，也没法说。

作为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重工业区，清水塘工业区也是湖南省历史最为悠久的化工园区。目前，园区内共有70余家工业企业，以冶金、化工、建材等企业为主。这些大中型冶炼企业多为粗放型企业，废水废渣废气排放量均比较大，仅在生产过程中涉及镉这种具有生物毒性的重金属的就上十家。 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周可仁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使到今天，清水塘园区企业所产生的废水，仍然有相当部分直接排进湘江。这一GDP仅占全市30%的区域，每年向湘江排放污水高达5000多万吨，占到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的七成以上；排放汞、砷、镉、铅等有毒重金属，更是占到全市的九成以上。 这排污和经济效益比起来不划算啊。

在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株洲冶炼厂投入上亿元进行排污改造，与湖南大学联合进行了《重金属废水生物制剂深度处理与回用》课题研究。在对废水中的重金属进行深度处理后，不仅有望达到饮用水源标准，同时由于废水可以回收再利用，年废水排放量有望从900多万吨减少至几十万吨。据悉，该设备目前已经进行了中试，即将开始生产应用。 然而，由于该区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以及高污染产业的淘汰置换都需要时间，污染状况能否短期内得以改善，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又是遗留问题。。。。。。。。。。。

湖南作为享誉世界的“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开采冶炼已有上百年历史。但真正的勃兴，则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化工产业和其他现代化产业的发展，有色金属开始在许多工业部门发挥重要作用。 重金属在国民经济中有广泛的应用。以汞为例，在荧光灯、温度计、PVC塑料、电池、化学试剂、汽车、电路开关、金矿开采、制革、彩色印刷、玩具甚至烟花生产中，都能找到其身影。目前，湖南省十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产量都居全国前三位，其中铅、锌、锑系列产品产量均居全国首位。

然而，作为矿业大省的湖南同时又是矿业采冶技术的“洼地”。全省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伴生矿综合回收利用更是仅占25%。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所回收的共生或者伴生金属很多都是重金属，尚不足应当回收量的三分之一。 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同时，伴生矿被当作废矿渣遗弃、当作废水随意排放，直接导致重金属污染几乎遍布三湘大地。比如在利用闪锌矿提炼锌，或者硫化矿提炼铅和铜的过程中，都会产生镉。一旦处理不当，其进入水体和土壤，就会留下长期的隐患。 一些爱国媒体还鼓吹拿稀土卡美国脖子。。。。。。。。。。。。。。

2006年4月，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完成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马家坪村土壤中镉的含量平均超标127.3倍，铅超标6.2倍，砷超标1.1倍。据村民反映，马家坪村1000多人，2004年至今，50岁以上人群中已有七例患癌症死亡。 夏天，孩子们依旧沿袭着世代流传的习惯，在灰白的河水里游泳戏水，甚至踩着泥沙潜水。但原本清澈的河中，再也没有了鱼的影子，有时河水甚至变成了灰黑色。人手脚身体沾了河水会发痒，并且起红疹子。 这一切的源头，要沿着陶家河向上，追溯到距离马家坪大约25公里的湖南省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 从三十六湾出发，一直到20余公里以下的黄沙寺大坝，奔涌的河水都是灰色的，两岸的土壤也是灰色的，那是因为土地中已经沉积了太多富含镉、铅、锌等重金属灰色矿渣。 临武县所在的湘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南岭多金属成矿带核心地段，富含铅、锌、钼、锡、铍矿，在地质界有“江南聚宝盆”之称，而三十六湾又被称为“聚宝盆中的聚宝盆”。随着有色金属价格的飙升，这里催生了无数小规模的采矿和冶炼企业。高峰时期，弹丸之地聚集了上百家矿、六七十家洗矿点，六七万人在此日夜“淘金”。 本刊记者在因为整顿已经暂时停产的三十六湾矿区看到，山体已经面目全非，满目疮痍，一道道尾砂坝横陈在道路两边崎岖的山间；一个矿洞、几张矿车皮、几个树枝杂物，加上塑料搭建的破烂工棚，就能开矿；几台磨砂机、搅拌机，外加一根水管，就是一家洗矿场。富含重金属的尾砂，随着洗矿水几乎没有遮拦地流入了陶家河上游。

坊间传闻，三十六湾的矿山造就的富翁当在千名以上；由此带来的重金属污染，则祸及其下游嘉禾县、桂阳县千家万户。 嘉禾县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仅嘉禾县一地，沿陶家河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就达到7968亩；其中石坡头等五个行政村，耕地重金属超标更是达到了77.9%。沿河有8万多人的饮用水安全，面临重度污染的威胁。 资源魔咒

985年，郴州东部的一个铅锌尾矿曾经发生垮塌，导致沿东江两岸、宽约400米的区域被15公分厚的黑色淤泥覆盖。 2004年7月，美国《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上的一篇文章，对这一事件造成的长期后果进行了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在经过整整17年后，被矿渣覆盖的区域，砷依旧超标24倍，镉也超标13倍。而在这种地里种植出来的红薯中，镉和铅也分别超标6.6和8.5倍。

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为这种长期的灾难性后果做好准备，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制度上。 据本刊记者了解，陶家河沿河的村民们从2003年就开始上访；直到2006年，经由郴州市政府出面调解，上游矿主才为其中的11个村各打了一口水井，并额外补偿每个村民80元钱。同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害相比，这种补偿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 03年那段时间上访，没有环保意识的年代，想想就困难。

要彻底解决清水塘问题，除了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尽快达标排放，还必须对已经污染的环境治理，包括土地进行修复等。更重要是，周对本刊记者强调，核心污染区内的上万人必须予以搬迁。而这一切，或许需要成百亿乃至上千亿元的投入。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不同的污染区，不同的人民命运，不同的政府难题。

2007年4月，湖南省政府又正式通过了《“十一五”湘江流域污染防治规划》以及《“十一五”湘江流域镉污染防治规划》。根据新的规划，砷、镉的削减量将分别调整为26.3%和28.8%。 没有人知道，从200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湘江流域污染治理，能否为这条河流重金属污染的悲情岁月真正画上一个句号。毕竟，重金属污染和其他污染一样，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而是反映政府整个治理能力和执政思维的“多棱镜”。在株洲市，当地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对本刊记者抱怨说，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比工商部门要小得多。 这位同志要耐得住寂寞啊，熬到现在可比工商权力大多了。

目前，关闭非法污染企业大多采取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但在具体操作上，仍存在很大的问题。 通常下达关闭命令，要有15天的生效期；即使生效之后，企业也可以申请听证。要真正关停，还得通过政府的行文确认；即使如此，企业还有上诉期，“整个程序，最起码能拖上半年。

在不少地方采矿业中盛行的“官商勾结”潜规则，使得本以弱势的环保部门往往更难以真正有效地遏制污染扩散。 以三十六湾矿区为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郴州矿主告诉本刊记者：“没有足够‘硬后台’庇护的矿山，根本无法生存；有后台的，就可以乱采滥挖。”临武县国土资源局一位官员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此也深有同感。 2006年落马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当地被称为“曾矿长”，就曾为三十六湾多名矿主充当保护伞；凡是与曾有关的矿山，执法队都只能敬而远之。 曾景春的妻兄唐荣在三十六湾有四五家矿山，都是无证的非法矿山，随意开采并到处排放废矿渣。1998年，临武县地质矿产局分管矿山环境治理整顿的副局长蒋贤儒，曾经带执法队先后将其矿洞炸了五次，但每次很快就死灰复燃。唐荣甚至蛮横要求执法队赔偿炸矿损失，并警告执法人员：“我在上面有人，谁关我的矿山我就把谁搞倒！” 不久，当地纪委将蒋贤儒“双规”调查，最后蒋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蒋出狱后一直上访鸣冤，但直到曾落马后，当地法院才开始组织复查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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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聂芳容指出，依行政区域划江而治的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也给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带来了更大的阻碍。 嘉禾县环保局局长曾平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此也深有体会。嘉禾环保部门如果要到临武县三十六湾去调查了解情况，需要由公安陪同并且乘坐警车才行，否则就会有被矿里扣留的危险。两县主管领导和部门也多次磋商治理之策，但多年来重金属污染愈演愈烈。因为仅三十六湾的矿业企业，每年就可以为临武县创造上亿元的财政收入；对于2006年财政收入总量还不足2.5亿元的临武县而言，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注，本文发于2007年，当时还是财经。

《龙江镉污染：谁是元凶》事发背景：约20吨左右的有毒重金属镉，从河池市区段附近进入龙江。处理事故的多名专家认为，其泄漏量之大在国内历次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中“应属罕见”， 龙江部分河段镉含量一度超地表水三类标准约80倍。污染曾险些影响到柳州市民的饮用水，虽经应急处理，仍将影响下游300余公里水质。经过各级政府应急处置，在上百名国内相关专家紧急介入后，此次污染事件险情已除，渐趋平息。但20余吨镉是如何进入龙江的，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当地已公布两家涉嫌企业，刑拘八人。然而截至发稿，当地政府对两家企业是否是真正元凶仍不能最终确定。吊诡的是，两家被疑企业之一的金河矿业，现已通过多家媒体高调“辟谣”，坚称自己并非污染企业，如政府最终不为其正名，将“抛出铁证”，与河池政府对质公堂。而另一家企业虽确有排污嫌疑，但其产能所限，能否造成20吨巨量镉污染，也被公众一再质疑。 这是2012年的事件，这两家企业还可以，如果是现在就乖乖等着处理吧。（这个“乖乖等着处理”真是一语双关啊，用的真妙，不同的思维不同的理解）

多位专家告诉财新记者，一般来说，镉超标会导致鱼体内镉富集，但并不会导致鱼死亡。“以河池当地铜锌矿、铅锌矿居多的情况看，如真是矿业冶炼过程中有废水进入龙江，那么水中超标的重金属不会只有镉，砷、铅、铜等，都有可能超标。拉浪水电站的死鱼，也有可能死于砷、铜或其他毒素中毒。”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分析。

学者质疑不无道理。龙江上游南丹等地有色金属矿藏丰富。南丹之义，即古代中国南方炼丹之地。当地矿藏多为十多种有色金属伴生，采、选、冶过程，以及通过废矿渣进入水体的，向来不只是镉，还有砷、铅、汞等。 这古代帝王都他妈的吃的什么啊，人果然都是有短板的，虽然不一样，但总会有的。

公众或许还有理由担心，此次事件处置过程中，为救急而大量投入龙江的化学物质，可能会在未来给龙江生态带来各种影响。 2月1日，参与事故处置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张晓健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此次处置事件中，主要使用的是“弱碱性化学沉淀应急除镉技术”，就是往江水里投放烧碱或石灰，以及聚合氯化铝。其原理是前两者可使污染江水呈弱碱性，致镉离子以碳酸镉、氢氧化镉细小颗粒沉淀；后者聚合氯化铝则是水处理中常用的净化剂，能把细小镉颗粒混凝在一起，形成不溶于水的大颗粒沉淀。张晓健认为，沉淀于河底的大颗粒镉，未来只会微量释放，“对河水污染非常小”。

但有生态学专家告诉财新记者，上述技术主要用于废水和自来水处理领域，这些水处理不需要考虑水的生态功能。而龙江河是一条河，河有生态功能，这么多化学物质投下去，河水生态功能肯定受到破坏，可能会随时间推移慢慢显现。 一位参与事件处置的专家称，不是没有考虑到可能的生态破坏，但是龙江当时好比一个重病人，为了活命只能用重药，至于副作用，一时间考虑不了太多。 逻辑上没有毛病，只要做好公众沟通没什么问题，就怕有些单位看不上这种工作，就像内蒙那个阻止耕地的新闻。

最早被政府指认涉嫌的企业，是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河矿业）。该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以及分管环保工作的一位负责人已被刑拘。财新记者调查发现，其被指涉嫌的理由，主要是其渣场一期工程不符合现行环保标准。 总能抓到你毛病的。

财新记者现场采访发现，隶属于广西有色集团的金河矿业冶炼厂渣场，距龙江尚有七八公里之遥，该渣场也并无排污管道通向龙江。官方的说法是，该堆场环保不达标，含镉废液可能通过溶洞或地下河流入龙江。据曾进入该渣场的媒体同行描述，渣场三面环山，有一个中型广场大小，大部分渣场已被巨大塑料布遮盖，旁边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巨坑。金河矿业副总经理李孟凡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承认，渣场确实不符合现行环保规范，但符合从前的环保规范。采用新规范后，公司在2009年时被要求整改。按照新规范，矿渣不得露天堆放，且下面要有一米厚的粘土层，要有钢筋混凝土；堆场上必须有棚；堆场四周要有雨水收集池。李孟凡说，近几年，该企业股权一直处于变动中。2010年前是河池本地国有企业，当年脱离河池，成为广西有色集团下属国有企业。李孟凡即广西有色的派驻代表。他说，公司一直想整顿渣场，但因为重金属价格下跌，一拖再拖。

李孟凡坚称，渣场不达标是实，但渣场却没有排污进入龙江。在李的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七份不同的材料，其中一份就是他称之为“核心证据”的一份报告。这份全名为《广西人民机械厂第一期锌品技改工程渣场工程地址勘察报告》，完成单位是“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勘察队”，完成日期是1991年10月。 李孟凡熟练地翻出其中一页，指着划线的地方一字一句念道：“曾经布置钻孔9个，总进尺170.9米；曾布置浅井9个，总进尺47.8米，现场注水试验三次孔。”他解释说， 当时布置钻孔和浅井的目的，就是看下面是否有地下河。紧接着，他又翻至另一页，记者看到，这一页写着：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渣场及其附近无暗河通过。 “我们渣场下面没有暗河，那渣场废水怎么进入七八公里外的龙江？”在财新记者两次采访中，李孟凡都称，如果政府最终不能给他们正名，那么金河矿业将和当地政府撕破脸皮，对簿公堂。

被当地政府怀疑的另一家企业是金城江鸿泉立德粉材料厂（下称立德粉厂），该厂已有四人被刑拘。 财新记者实地采访发现，立德粉厂位于河池市东江镇永康村作定组的一处山脚下，厂区仅比一个篮球场大一些，地势隐蔽，与龙江只隔一条三米宽的公路。记者在厂外未发现厂牌。当地村民称，该厂外部平时根本不挂牌子。 工商资料显示，这家成立于2007年2月的企业，经营范围是“立德粉、七水硫酸锌生产销售”。立德粉是墙面装饰所需腻子粉中重要原料，包括七水硫酸锌这两种产品按说与镉完全无关。但当地政府称，该企业近年违法用矿渣生产铟，其生产过程会排放含镉废水。 铟是液晶显示屏中重要材料，广泛伴生于当地矿藏之中，因提炼成本高，多年来一直被开采者随废矿渣丢弃。近年铟价格暴涨，用废渣提取铟的企业，在中国各矿产区大批出现。 立德粉厂的排污行为几近查实。工厂的排污口就在厂区中间，是一口深近10米、直径1米有余的暗井，直通地下暗河。 问题是，如此小厂，其排污量能造成20余吨的镉污染吗？多位职工和附近村民证实，该厂由一个湖南人开办，厂内平时并无许多矿渣堆放，而每年所产铟的数量也较少。河池政府对外公布的数字是，该企业年生产铟10吨。 不要再说了，组织需要你们

财新记者到李孟凡举出的区域进行了实地踏访。在永康村，距离立德粉厂不到200米远的地方，就有两个非法冶炼厂分立龙江两岸。 其中一个冶炼厂的渣堆就堆在路两边，这些矿渣看上去像碎煤堆，仔细观察能发现其中有拳头大的块状物，也有大颗粒砂状物。 靠近冶炼厂的两个鱼塘早已无鱼，里面只是一汪污水。再往厂里走，是一个篮球场大的废水排放池，有一个管子埋到地下，池外还可见水漫痕迹。废水池外数米，就是龙江。 正在附近田里干活的村民韦东勇说，厂子白天没人，只有晚上才有人干活。韦东勇家里有四口人，全靠几亩地养蚕、种稻谷赚钱。现在种的桑树和稻谷，都受到了冶炼厂的影响。“桑树的叶子变黄，蚕吃了会生病，吐的丝也不行。稻谷叶子黄，不吐穗，芭蕉熟了也不能吃。”韦东勇说。 资源富集的地区，受苦的还是当地百姓。资源魔咒名副其实

《铝业污染到老区｜特稿精选》苦求发展的红色老区广西百色，与谋求西进的铝业巨头携手，代价是对喀斯特地貌地区水土生态环境不可逆的破坏。

凌晚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辖下的县级市靖西。以“百色起义”闻名的革命老区百色，又有“红城铝都”之称，铝土矿远景储量超1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主要分布在百色市辖下的平果县、靖西市、德保县等地。 百色经济发展落后，到今天还有七个县被列为全国深度贫困县，靖西、德保均列其中，靖西更是广西惟一的深度贫困县级市。十多年前为发展经济，市县两级政府花大力气先后引入了两家大型铝业公司——国企华银铝与民企信发铝。信发铝并不是一家不值一提的民企，其母公司信发集团2013年位居中国铝工业百强第2位，山东省纳税百强榜第25位，当年营收过千亿元，利润上百亿元。 几年之间，当地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财政收入和人均GDP翻番，企业也获得效益和行业地位。看上去，这是一个政企携手的“双赢”结局，但背后的代价是对水土、地质和生态环境不可逆的破坏，以及部分当地居民与企业的长期对峙。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一样，百色的土壤地质条件也属于喀斯特地貌。这是一种土壤和地下水极易被污染，且污染后极难修复的特殊地质条件。2018年4月下旬，财新记者实地走访靖西、德保两地发现，在喀斯特地貌之上，铝工业巨头建起的排泥库、赤泥库曾发生多次泄漏、渗漏事故，给当地农田、土壤、水源造成环境影响。但在华北地区收紧环境治理的背景下，过去生产基地位于山东等地的铝企纷纷南下广西。而铝工业对百色当地经济意义重大，面对短期经济发展与长期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当地政府骑虎难下。 往好了宣传，这就是产业转移

龙岗屯与信发铝的厂区只有一墙之隔。站在龙岗屯村民陈全强家的屋顶上，不时能闻到从厂区方向飘来的刺鼻味道，脚下有一层黑色的细小颗粒。“我们村把母猪、母牛都卖掉了，现在都不发情了。桃树也不结果，死掉了。”谈及铝厂对周边的影响，陈全强叹了口气说。资料显示，长期摄入炼铝厂排放的含氟化物的废气、废渣、烟尘和废水，可以引起动植物及人体慢性氟中毒。 科学的讲，肾和人体性功能没那么强相关，但是镉富集在人体内对肾脏有害，人好歹还能去医院做检查，治疗。这母猪母牛被搞成这样冤不冤。

如今的百色市已形成铝工业基地三足鼎立的格局，当地人以靖西“信发铝”、德保“华银铝”和平果“平果铝”分别指代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和中国铝业广西分公司。这其中，信发铝是来自山东的民营铝业巨头，后两家则是国企。相比平果铝悠久的历史，信发铝及华银铝在百色的发展时间均不过十多年。 公开资料显示，信发铝已有多次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违规超标排放记录。2015年4月29日，靖西环保局以信发铝私设暗管排放废水，对该企业处以6万元罚款。 6万，和证监会以前的顶格罚款60万，真是大哥和二弟。

一位当地环保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市环保局对信发铝还有很多处罚记录，并没有全部网上公开。“处罚的目的是为了管住信发铝，看它配不配合工作，不配合我们就传（上网）了，有一部分我们是内部公开。”他坦言，“我们（环保局）有两大职能：一是服务好它，二是监管好它。就像教一个孩子，不能一棒子打死，你还得哄、还得教，如果天天罚，他烦了就直接关门走人了。你得顾到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你得考虑它每年七八亿元的财税收入。” 但饶是如此，让人难以置信的是，2016年7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对广西开展环保督察，靖西市环保局当年5月提前对信发铝现场检查，发现其年产160万吨的氧化铝及配套项目一期矿山工程，以及二期年产140万吨氧化铝、16万吨电解铝项目居然全部未获环评批复，环保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当时距一期160万吨氧化铝项目建成投产已有八年，二期140万吨氧化铝项目及16万吨电解铝项目建成投产也有五六年之久。 最终，靖西市环保局对信发铝仅处以6.5万元罚款了事。 未批先建，税收要紧

财新记者获取的一份文件指出，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广西督查期间，陆续向广西交办32批2341件群众举报环境问题。在一份举报中，有群众指出，信发铝在靖西的赤泥库发生泄漏，污染了地下水和周围农田。但靖西市派出的检查组现场检查时，仅以河溪、稻田里是否有田螺、小鱼等生物，以农田是否荒芜、水稻长势是否良好为指标，判定水质及土壤均未受污染，却忽略了肉眼不可见的重金属在水体、土壤中蓄积的可能性。 没有出现大规模、广泛关注的事件，这就是结果了。

对于企业来说，罚款事小，勒令停产才是真正的重罚。华银铝所在的德保县县长陆兰碧认为，真正叫停一家企业要循序渐进，否则会出现很大的社会问题。她记得，有一年龙山排泥库泄漏，华银铝被环保部勒令停产，各条生产线逐步停产后，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职工罢工事件。 “我当时在华银铝整整待了48小时，与企业职工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谈判。工厂停产了，但职工还要吃饭。他们问今后一家三口怎么办，政府只能进行安抚。”陆兰碧对财新记者说，“华银铝停产，整个德保就瘫了。” 德保县财政局一位官员称，2017年德保的财税收入大约为10亿元，华银铝一家交税就超5.5亿元，该县第二大利税大户是德柳锰矿，税收只有约1000万元，“纳税上百万的企业，德保就没几家”。

最近时间一直在想，新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监管出手了，那么该买什么能涨。上一次的产能过剩还是供给侧改革阶段，那时候只知道新闻报道一直在提这个词，螺纹钢期货在涨，就是他妈的反应不过来，等真正建立一些认知了，赶上资管新规，什么品种都不好。所以不想放弃这个危机的机会，但是怎么也想不到该买什么。不过现在至少知道了，除了通货膨胀，钱总会不变的（降息降准释放出来的流动性，也总归有还贷那一天），那这10亿财政收入都分配哪里了？

一个县需要10亿的税收吗？还是富日子过惯了，没有了这些个粗狂发展的工厂，整个县真能瘫吗？最近听一个互联网博主直播说，互联网这段时间裁员，之所以敢大规模裁中层，就是因为发现了没有这些中层，企业仍能正常经营。

事实上，华银铝与信发铝是当地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请到的“座上宾”。 2003年2月，华银铝注册成立，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占股34%、两家央企——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601600.SH）和中国五矿旗下的五矿铝业有限公司分别持股33%。这是广西“十一五”规划重大工业项目，也是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献礼项目。 德保县一位官员向财新记者透露，当时广西三个“苦求发展县”靖西县、田阳县和德保县都在积极争取该项目落地。2005年以前，这三个县都常为公务员发不出工资而向邻县借债，“那时德保班子经常跑到田阳借钱发工资，田阳没钱又跑去平果借，所以痛下决心要上个大项目。” 据他介绍，为了拿到这个项目，德保县派出了十几个人的工作组常驻在北京达半年之久，“如果项目不给德保就不回去了”。最终，华银氧化铝项目落户德保县，总投资超过150亿元，当年的德保工作组负责人也被认为是该县发展史上的功臣。

由于靖西的铝土矿品位稍高，华银铝的六个矿点中有四个在德保，还有两个设在靖西，此外华银铝在靖西还配备洗矿厂、排泥库等配套设施。 与德保县竞争华银铝项目失败的靖西不得不另谋他途。据靖西市工信局副局长劳文远回忆，2006年靖西开始与山东的信发集团接触。“这边靖西想开发矿山，那边信发集团又有意到西部发展，可谓一拍即合。”他说，当年靖西就开始征地，2007年初开始建设，年底就投产了。 信发集团脱胎于1972年成立的山东茌平县热电厂，1999年经股份制改革成立山东茌平信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从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信发集团注册成立，逐步将铝工业版图扩张至新疆、山西、广西等地。“2018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中，信发集团的张学信及家族以40亿美元财富位列第550位。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1月，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注册成立；3月，信发铝驻进园区进行土地平整；5月，电解铝、氧化铝、热电厂同时开工建设；12月，作为一期配套项目的年产16万吨电解铝项目便竣工投产，创下一个速度奇迹。 2014年-2016年间曾担任信发铝总经理的范鲍东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在最初的两个月，信发共炸掉九个山头，平整土石方600多万立方米，迁坟3000余座，修路20公里，打桩15000多个，仅用了六个半月时间，年产16万吨的电解铝生产线就顺利投产。如果放在其他企业，至少要一年半的时间。”

招商引资老套路了。

当然，速度奇迹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信发铝在广西的第一任总经理赵廷勇还曾挂职靖西县委副书记，2007年11月，他又荣获“百色建市五周年有突出贡献的十大人物”称号。 信发铝的到来，不负众望地提振了靖西的经济。杨勇回忆，2007年他第一次来到靖西时，还见不到私家车。“一下午只看到两辆车，就是政府那两辆老三菱。现在你看，街上都堵车了。”他对财新记者说。2015年，经民政部批准，靖西撤县设市，成为由百色代管的县级市。这是广西第八个县级市，百色的老工业基地平果县都尚未得此待遇。

尽管当地政府与信发铝一拍即合并实现双赢，但当地村民与铝企积怨颇深，双方多次发生激烈冲突。 据大龙屯村民回忆，2008年的一个夏夜，信发铝的一期项目刚投产半年多，为争夺路权，信发铝派出几百号头戴安全帽、手拿钢管的人与大龙屯村民发生冲突，后来政府出面才平息事态。 两年后的2010年7月11日，靖西县新甲乡庞凌村凌晚屯被水淹，信发铝在该村一条矿区运输通道也被淹没，便想在地势高的位置进行改道施工。但村民认为，凌晚屯灾情就是由于信发铝炸山修路引起的，要求铝厂先开渠放水。双方随即发生打斗，据村民说，村里一位老人被推下了河，引发后续更大冲突。 当晚8时许，约500名新甲乡人聚集在新甲乡高美村信发铝的洗矿厂附近，围堵厂区和320省道。7月13日下午，200多位附近村民上街游行，手举“还我家园，还我河流”“净化河流，美化靖西”的横幅口号。 据中国法院网报道，2011年4月13日，靖西县法院对2010年7月11日发生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一审宣判，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靖西人陆威宗、陆金诚、韦光泽、曾宁宁等10名被告人一年零六个月至四年零二个月不等的刑期。

当地人后将这场冲突称为靖西“7•11”事件。赵廷勇在冲突发生之后被调离广西。 由于地处偏远，信息闭塞，面对强势企业，当地村民几乎无人知道“12369”环境污染举报热线和网络举报平台，也不知道环保组织的概念以及如何向其求助。“太偏远了，如果不是一个离开故乡的德保人提供线索，我们也关注不到这里的环境污染。”环保志愿者田静说。 但当地人对信发铝的不满一直在暗暗蓄积。财新记者了解到，在“7•11”事件之前半年，即曾发生过一次凌晚屯灾情，当地村民对政府与企业的处理很不满。 据村民介绍，2010年农历二月的一天，地势较高的凌晚屯水塘突然涨水，并流向地势较低的下屯。大约50天后，水淹过了下屯村民赵开春家的一层楼顶。

赵开春拿出厚厚一沓拍摄于2010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大片庄稼被水淹没，房屋像漂在水里的船，一层楼已没入水中，只看见二层的窗户。那一年，凌晚屯共有600亩田地被淹，种下去的庄稼颗粒无收。 灾情发生后，靖西县政府在地势高的土坡上安置村民。据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网站介绍，靖西县共调拨95顶帐篷和70套学生床板及床上用品，落实2500公斤大米，88户413名受灾群众的生活得到临时安置，四五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 当时官方解释称，凌晚屯涨水是因为当地发生2.5级陷落地震，陷落的溶岩不仅造成地震，还堵塞了地下河，进而造成地下水异常。

但村民不认为是天灾。凌晚屯的背后便是信发铝连绵的矿山，村民赵恩益记得，那是2010年农历二月二十，铝厂请爆破组炸石头修路。“每15米放一座炮，连发32炮，石头陷落下来，堵住了地下河，水就涨起来了。”他说，“我们之所以认为是信发干的，因为信发放炮是前一天傍晚，第二天就开始涨水了，也没有感觉到有地震。” 广西信发铝副总经理樊红星告诉财新记者，凌晚屯当年被淹确实是地震引起溶洞塌方，造成地下河堵塞，水位上涨。他强调：“官方已有定论，资料在地震局也都能查到。当时信发铝修路用的是炮击，或者小范围炸药，并不会引起大型的溶洞塌方。”

2014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在水中浸泡了近五年后，凌晚屯的水又诡异地一夜之间全部退去，之后清澈见底的水塘变成了浑浊的泥水池。“不下雨的时候，经常从地底下的孔洞冒出黄色泥浆。下雨天雨水冲刷矿山，从山上流下来的水都是红色的。”赵开春说。 财新记者在凌晚屯看到，屯后成片的矿区裸露出红色的山体，嵌着粗粝的石块，几乎没有植被覆盖。凌晚屯下游是庞凌水库，水汇流进庞凌河，并朝着东南方向流向靖西县城，再穿越国境流至越南境内。村民们说，2015年1月，凌晚屯水塘突然冒出黄色泥浆，并涌向庞凌河。 2018年4月下旬财新记者实地探访时，仍能看到下游的河道边堆积着黄色淤泥。老一辈的村民对脚下的土地和暗河有着多年的经验，他们认为这是附近排泥库泄漏引起的。

樊红星告诉财新记者，喀斯特地貌是否适宜建立尾矿库，确实曾存在很大争议。据他介绍，2012年-2013年期间，围绕着喀斯特地貌建尾矿库的可行性，自治区环保厅、安监厅等部门曾组织专家在南宁开过专题论证会。 “通过论证，环保部门有了明确态度，即在采取足够的工程及技术措施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但他也坦承，每次开尾矿库专家审查会，各方意见分歧都非常大。“有些环保专家认为，喀斯特地貌千疮百孔，不能建设尾矿库。”樊红星说，“但这些矿产资源怎么利用开发？运输到省外成本太高，这些矿产资源就发挥不了它的经济价值，可能要沉睡多少年之后才能再开发？”

“要说尾矿库有无泄漏，谁也不敢百分百保证。即使没有泄漏，也还会有渗漏。渗漏也有大有小。你说我们的矿山，七座尾矿库，百分之百没有渗漏吗？我不敢打保票。”樊红星说。 多位凌晚屯村民告诉财新记者，在信发铝没进入靖西前，这里的水是“有甜味的，可以直接喝，比矿泉水还好喝”。2015年水塘里的水变浑浊，但村民仍在继续饮用。自那时起，每逢水塘水变浑浊，信发铝厂都会派车送水，由村民自己拿桶接，每次大概会运送两车水，平均下来一户分得两桶水。 樊红星告诉财新记者，企业是出于社会责任才给村民送水。 社会责任，，，，，，，，，，，， 。老实说，如果 A 股市场搞 ESG 投资，99% 的企业都不能入围。

2016年4月，信发铝完成了位于新甲乡庞凌河应急池的建设及扩建工作，应急池容积共30万立方米。当排泥库泄漏泥浆时，可立即启动应急池，打开排泥渠进口闸门，泥浆将依次经过一级沉淀池、二级沉淀池、三级沉淀池，经过澄清后排入庞凌河。 “应急池从建设到现在，已经成为旅游风景区，还有人在里面养鱼。从那以后就再没发生过排泥库泄漏的情况，用不上应急池了。”杨勇告诉财新记者。 但村民们的说法不同。凌晚屯有村民表示，2016年4月-5月间曾参加过一次“排泥库漏泥抢险”，村民负责搬运石头、石粉和水泥到漏泥点，再由铝厂工人去堵漏。一位村民介绍，当时每天有数十人参与搬运，“排泥库刚启用，漏泥的地方很多，堵完这洞，那洞又漏。”

赤泥库泄漏会污染地下水。从2008年开始，四川屯村民发现从水井打上来的水是淡黄色的，像洗衣粉水一样有滑滑的感觉。“当天中午，信发铝和乡政府把井水拿去化验，下午就打电话叫我们不能再喝那个水了，连夜从信发水厂接了自来水管到村里来。”四川屯一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自那之后，四川屯就封掉了村里仅有的两口水井。

一般来说，响应及时，回复快，问不到原因，也就不要再问了。

尾矿库发生过泄漏事故的，并不只有信发铝一家企业。 2012年5月26日，华银铝龙山排泥库发生大泄漏，排出30多万立方米污泥，造成43户农民受灾、1000多亩农田被淹。据新华网当时报道，靖西县新甲乡坡珠屯被泥水围住，一些村民家中进入的泥浆足有1米多深，屯周围犹如一片汪洋，大量农田被淹，发红的污水下面是厚厚的泥浆，受灾群众被转移到在山坡上搭建的简易帐篷里。 今年4月下旬，财新记者前往位于德保县马隘镇的华银铝2号赤泥库，意外发现这座赤泥库在2017年也发生过不止一次事故。

外苗屯一位村民记得，2017年9月4日夜间，德保县突降雷暴雨，导致大面积停电，2号赤泥库废水回收池的电力设施跳闸停电约4小时，期间回收泵停止工作，无法将雨水冲刷赤泥产生的废水回抽至2号赤泥库，造成回收池内废水满溢，并沿着小路流入低洼处的外苗屯水塘，鱼塘和30亩农田受淹。“当时快要收割水稻，红水浇下来水稻全部黄黄的。”在村民代表的几番商讨下，华银铝赔付给外苗屯集体共8.8万元。这座赤泥库坝下另一侧，则是内苗屯的农田和水塘。一位曾经做过多年村干部的该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2017年雨季，赤泥库在内苗屯共泄漏过三次，其中一次坝脚下的田地里突然冒出大量的红色液体，淹过了内苗屯的水塘和部分农田。 看有色板块及个股的分析、财报，还有有色金属的期货价格，都是一串串数字。只有当地居民，才是真正每天直面的恐怖事物。

在“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深加工”的产业链上，百色各大铝工业基地普遍存在就地转化率不高的现象。 百色市铝工业局的工作人员向财新记者表示，截至2016年底，百色市氧化铝的就地转化率仅为12%。201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印发《广西铝产业二次创业中长期方案》，提出到2020年，氧化铝实现80%就地转化。靖西和德保目前都在加速布局铝工业，避免“一条腿容易摔倒”的局面。

2017年有百色市人大代表提出，百色市铝土矿采选能力为1750万吨/年，氧化铝产能为840万吨/年，电解铝产能为107万吨/年，铝加工产能为210万吨/年，形成了极不合理的氧化铝大、电解铝小、铝加工大的“哑铃”形产业结构，每年约有700万吨氧化铝产品外销。以信发铝为例，其目前有300万吨/年的氧化铝项目，电解铝则只实际运行了24万吨/年。

“资源外流就意味着本地赚不到什么钱。”德保县县长陆兰碧给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1吨铝锭的价格1.5万元左右，铝深加工的成本大约是5000元，铝深加工后的精铝制品转手一卖就是3万元。” 没事想开点，电解铝产业这个用电大户在外省有时候过的也不好。

电解铝短板与区位有一定关系。靖西、德保本地的电价在0.5元多，劳文远称，尽管信发铝有自备电厂，但电煤要从山西通过海运至广西南部的钦州港，长途运输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即使有自备发电厂也不占优势。杨勇告诉财新记者，上电解铝项目“就是赔钱”。 所以，在靖西，尽管主政官员极力敦促信发铝搞电解铝项目，算盘却没打响。“靖西市政府与信发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时，曾要求它上电解铝并就地深加工，但它没有履行这一约定，我们也没办法。信发虽是民营企业，但我们一个地方政府也管不了它。”当地一位官员说。

在德保，华银铝的三家股东则对电解铝和就地深加工意见不一致。自治区全资拥有的广西投资集团主张上项目，但另外两家不同意。“对中铝来说，已经是内部产能过剩。对广投来说则是稀缺的。我们不能决定，只能建议。”陆兰碧说，“在这个区位招商引资不容易，我们招商，只要有客商来就已经高兴得不行。”

2017年，靖西市引进湖南曾氏集团的天桂铝业有限公司，项目规划年产250万吨氧化铝、100万吨电解铝和80万吨铝精深加工，配套洗后铝土矿、综合利用赤泥铁精矿及赤泥堆场项目。一期工程于2018年3月启动项目建设前期工作，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销售额200亿元，上交税费约15亿元。 梁德文估计，靖西的铝土矿资源在华银铝、信发铝和天桂铝业三家合力开采下，将在未来20年内殆尽。之后，靖西将转变为铝土矿资源枯竭型城市。从长远来看，靖西打算着重打造旅游和边贸两个经济增长点。

但铝工业对于生态的破坏，与旅游型城市的设计思路却产生了矛盾。发展旅游，靖西曾有一手好牌。当地人常说，“桂林山水甲天下，靖西山水甲桂林”，边关、山水、气候特色都是该市的优势资源。但是，铝工业对环境容量造成的高压让靖西“半壁城池”沦陷。

在靖西市旅游导览图上，景点密集分布在该市的东南部，西北部除渠洋湖水库外，几乎没有景点。靖西市环保局副局长梁德文拖住鼠标，在卫星地图上沿银（川）百（色）高速公路划出一条斜线，将靖西划成两半：“从城区高速路下游，我们不给一块地变红，全部让它变绿，除了修路，什么项目都不给上，也不允许开采。这是靖西为子孙留下的一片净土。” “但北部这一块没办法，都是红色的，而且以后还得继续红。”梁德文用鼠标指了指靖西北部仍然是绿色的山头，对财新记者说，“这些没红的地方也准备要红，因为要准备开采了。” 一红一绿，谁是代价，谁是权益？

大规模开矿之后，靖西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石漠化”。“我们每次下乡都感觉不可思议，这种石漠化太可怕了，水土流失太严重了。”梁德文说。 石漠化是一种喀斯特地区土地退化的极端形式，指地表植被遭受破坏，土壤被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及砾石堆积。 在靖西，常见的景象之一是一辆辆十轮货车，从矿区满载着红色铝土矿驶向厂区，晴天马路上满是扬尘，下雨天路面流淌着玉米汁一样的污水。因为常年的矿石运输，马路路面大多已不堪重负而开裂，被当地人戏称为“八块腹肌”。 在百色地区喀斯特石漠化的过程中，专家们调研发现，除乱砍滥伐、陡坡开垦以及樵采等人类活动外，高速发展的采矿、选矿、冶炼，掠夺性的粗放型生产，随意排放的“三废”等，也是导致岩石大面积裸露的原因之一。

靖西因开矿而加速的石漠化，被称为“矿山石漠化”。靖西的铝土矿品位高、有害杂质少、埋藏浅、易于开采，但其不利的一面在于，矿石带的分布像鸡窝一样，梁德文称之为“鸡窝矿”，这意味着开采方式不同于常见的开凿矿洞向矿山深处掘进，而是以露天开采为主，掘地两三米便裸露出红色山体内粗粝的石头，造成“石漠化”。 “矿山石漠化与通常所说的石漠化，性质并不相同。”熊康宁介绍说，一般喀斯特地区即使是石林之间的石沟处，也有一点相对肥沃的土壤，可以用来种树，增加植被覆盖率，而矿山石漠化，“真的叫一点土也没有”。土地是中国农民生存的根基，但石漠化地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石漠化几乎可与农村贫困画等号。”熊康宁说。

治理石漠化的难度极大，所需时间很长。熊康宁介绍，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治理石漠化的历史已经长达20年，目前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即治理好的面积刚好等于新增石漠化的面积。按程度划分，石漠化可分为潜在、轻度、中度、强度。据他估算，强度石漠化经过五年治理，最多也只能变成中度石漠化，“本质上还是石漠化”。 治理矿山石漠化，首先要用土覆盖掉光秃的山体。但喀斯特地区本来土就很薄，此地要用土覆盖就意味着得把彼地的土挖来，这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此外，矿山覆土后，还要使重金属含量恢复到当地背景值的化学特征，其主要修复技术应为植物修复和微生物修复，这两种途径都代价不菲。 我搜这些文章就是因为我要做的实验和微生物修复重金属污染相关，但是没意思，发论文、毕业、转行。对外的新闻稿看似有板有眼，实际屁用没有。

靖西连成片的矿山石漠化让梁德文“觉得很头痛”。“复垦难度大，而且要投入很多钱。”他向财新记者展示了一份名为《靖西市废了弃地生态环境修复提质改进方案》的文件，这是由第三方设计单位提供给靖西市环保局的生物复垦方案，目前仍在论证就中。 该方案提出，2200亩土地进行复垦需要花费4000多万元的治理费用，包括土壤中和剂、重金属改良、平整边坡在内的直接治理费以用约为3032万元。而整个靖西，像这种需要复垦的废弃地已接近2万亩。梁德文以信发铝为例，计算土壤修复所要花费的成本。“信的发铝在靖西至少还要再生产8年-10年，对靖西的税收贡献总和将会超过200亿元。折算下来，我们估计得投入10%，也就是20亿元的资金了完成后续复垦工作”。 面对当地利税大户带来的环境难题，这位基层环保官员用“痛苦并快乐着”描述自己的心情。“每年（信发了铝）的财税收入预算是7亿元，这当然是快乐了。而回过头一看这些裸露的石漠化，我们一直都痛苦，偶尔快乐。”他指着卫星图地上成片的橙红色采矿区说。

“但没有企业带来的税收，我们建市政管网、种树、架路灯的钱从哪里来？我们拿什么搞万吉大道、了绣球大道、湿地公园？说难听点，这就叫拆东墙、补西墙。”梁德文总结道，“我们需要权衡利弊，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好多产则业在逐步往我们中西部转移，对我们来说要与不要，真的很纠结。 但是要不要发展的稍微慢一点呢？记得第一次接触键政是14年，还是看了那个周小平的文章，说看看每天进京的蔬菜货车，中国发展的速度不能慢下来。而且看看现在B站上关于那个马科长的风评转化，答案不言自明。希望非洲朋友能吸取我们的教训吧。

《常德巨型酸水坑后续：省委书记批示 已开始治理》财新网7月17日独家报道披露，在湖南省常德市石板滩镇，人们正在承受着父辈无序挖矿导致的生态破坏的后果，长达几十年的无序采煤在这里留下了一条长达两公里的带状天坑，坑里累积了一千万立方米的暗红色酸性煤矿废水，需要2600多个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的泳池才能装得下。目前天坑中的水量仍旧在不断增长，威胁着附近的农田和村庄（参见财新网报道“特稿|采矿后遗症：湖南常德巨型酸水坑的治理难题”）。

又是父辈，老问题。。。。

据常德市环保局介绍，石板滩镇境内石煤矿山资源呈南北带状分布，总长约2公里，总开采面积约500亩，涉及拾柴坡、兴龙桥、玉皇庵3个村，开采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发展壮大于原常德县1970年代末的“石煤了大会战”，1990年代转为个人承包经营，最后整合为伍房、枫拾、印山、新堰湾4家石煤矿。经多年来陆续开采，现存的废弃矿区内共6个就矿坑，总面积约2000多亩，初步估算矿坑水总体积约370万立方。 开矿的后果还包括“山塘、水库、水渠淤塞严重，地表水土壤、地下水不同程度受到污染，农业、养殖业等生产经营损失掺重，部分房屋、道路损毁，”当地政府的一份报告称，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居住环境已经被严重影响，生命财产安全也受到极大的危害，引发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与社会矛盾。

虽然要求加快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呼声越来越迫切，但是面对高达十亿的修复费用，当地政府表示没有财力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除了翘首期盼省级或国家专项资金的落实，别无他法。而专家认为，地方政府对于环境破坏的历史欠账负有首要责任。

7月5日，财新记者来到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采煤沉陷区积水天坑现场，由于积水面积巨大，从远处看就像几个湖泊连在一起，从北到南呈带状分布，共有两公里长。但是与正常的湖水不同，天坑的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暗红色，深不见底，水边寸早不生，只有陡峭的石壁、裸露的黄色泥土和黑色矿渣。由于正值雨季，矿坑积水上涨很快，已经将水中竖立的一块“进入矿区 水深危险”的标志牌淹没了一半，并且已经淹没了部分进入矿区的道路，有几个土堆被人为堆在路口，似乎是为了阻挡不断上涨的废水。然而仍有不少红色酸性废水从土堆边溢出，几米外大片的水稻田已近在咫尺。

环保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下称广州绿网）曾于2018年6月8日在这里对天坑废水取样，并送往位于上海的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废水属于酸性浓盐水，其pH为2.7，全盐量1020毫克每升，此外水中还含有高浓度的铁和锰等重金属，其中会导致人体中毒甚至引发“痛痛病”的金属镉含量为0.02毫克每升，是地表Ⅴ类水（适用于农业用水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指标0.01毫克每升的两倍。“这种水，家禽喝了必死无疑，流到田里，土壤会变成盐碱地，再也种不出庄稼。”广州绿网工作人员白孝智向财新记者表示，含盐量如此之高的地表积水长期积存，往地下水中有极强的离子迁移。换句话说，污染物往地下水的转移速度很快，这里的地下水很可能已经被污染，土壤也会因此盐碱化，并不断富集重金属。

这几个天坑实际上是区内四个煤矿开采遗留下来的，它们分别叫伍房石煤矿、枫拾石煤矿、印山石石煤矿和新堰湾石煤矿，总开采面积500多亩。据周边拾柴坡村村民介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这里就用露天开采的方式开采石煤，直到几年前年被政府全面关停，只剩下几间废弃的厂房。 “煤矿不开了就开始慢慢积水，越积越多。”村民介绍，他们发现天坑里的水量正逐年增多，已经快漫进旁边的稻田和村庄里，但至今没有人来治理这些废水。另外，这里堆积的大量废渣也会时不时自燃，“浓烟滚滚”。 由于长年开矿，村里的地下水早已无法饮用，村民们都喝附近白龙潭水库的水，也用水库的水浇地种庄稼。但是他们依然发现庄稼减产，鱼塘也养不了鱼，“一般水库下面都有不少鱼塘，但我们这里没有。”

石板滩镇镇长梅小清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承认，由于石板滩镇矿区石煤开采时间长、开采技术落后、管理手段缺陷等原因，造成采空区严重积水，水质呈重度污染，积水最深处约为50米，平均水深约25米，经过初步估算，积水量达到1000万立方米。 据梅小清介绍，这里的石煤矿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前苏联的勘探队在这里发现的。后来当地老百姓继续开采，主要用来做饭、烧砖和冬天取暖。在经历20世纪70年代村集体开采经营，90年代的个人承包经营，和2006年市国土资源局挂牌拍卖之后，直到2013年因为造成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这里的煤矿被限期关停。

但梅小清向记者提供的一份鼎城区政府于2017年3月编制的《石板滩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下称《治理方案》）却写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水量会越来越多，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水污染事件。 《治理方案》介绍，由于水和煤层长期接触，含有大量的悬浮物、铁锰、酸性物质、细菌等，使整个积水呈暗红色，随着积水量增加，一方面沿岸岩体受到侵蚀，极易发生滑坡等地质灾害；另一方面会溢出采空区，进入周边区域，严重危害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经现场调查，印山石煤矿采空区、新堰湾煤矿采空区积水已经溢出，因此煤矿采空区积水的治理任务迫在眉睫，是整个矿区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治理方案》中写道。 梅小清表示，当地政府在组织专家编制治理方案时，专家对积水的治理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去动它，让其慢慢自愈；二是建污水处理厂，把水抽出来处理成可用的水。“我们现在的方案是主动处理。”

煤矿开采导致的后果远不止废水天坑。据《治理方案》，由于石板滩矿区生产方式落后以及管理不到位，表土及尾矿堆场的压占、开采挖损、山体滑坡，已导致矿区生态破坏、水土流失以及水和土壤严重污染，直接损毁土地面积就有2800亩，周边的水渠、山塘、水库也大都淤塞严重，部分水渠由于山洪、山体滑坡、车辆碾压而彻底损毁，对周边的农业、养殖业生产经营以及防洪排涝造成了严重影响。

矿区表土和尾矿堆场的选址也有问题，堆场紧邻村民居住区，且位置地势比居住区高近50米，堆场堆积高度近80米，极易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水体污染等，有严重的地质环境灾害隐患。 另外由于矿区生产期间缺乏有效的排水以及水处理设施，生产废水长期直接排放，对周边水体、农田等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矿区停产后，天坑排水设施停止运行，坑内积水严重，影响了地质结构的稳定以及地下水水质。在雨季，污染严重的天坑积水直接溢出，污染周边水体以及农田。 据测量统计，采煤沉陷区共造成约3公里灌溉水渠及12公里排洪渠被毁，近600亩水库和山塘淤积严重，约22公里道路损毁，损毁农田近100亩，污染农田1060亩，损毁林地近900亩，损毁各类建筑约5000平方米。

《治理方案》称，到目前为止，矿区已多次发生小规模的山体滑坡、泥石流以及水体污染事件，“由于处置及时，未造成严重后果”。 石板滩镇的政府官员们表示，之前他们的主要工作重点都放在扑灭矿区自燃点上。在2017年之前，这里还有多个自燃点一直烟雾缭绕，气味刺鼻，“去年市区两级政府组织了灭火工程，把自燃问题彻底根除了。”石板滩镇党委书记高力说。

高力向财新记者介绍，这里产出的煤属于石煤，其品质不太好，热值比较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很高的经济收入，随之而来的沉重代价却是乡镇政府难以承受的。 不规范的立项和开采，都是赚一点小钱（还被XX分走大部分），而成本高昂的善后治理成本由当地人承担。在这里没必要骂资本，所谓产业资本如果不去主动勾结**，他们的利润也拿不走。期待一个法制的环境吧。

鼎城区石板滩采煤沉陷区总面积11.3平方公里，需要治理面积为4.05平方公里，具体包括石板滩镇所辖大溪冲村、兴隆桥村、枫树桥村、拾柴坡村。经过专家估算，要使采煤沉陷区得到完全治理，至少需要投入资金10亿元左右，而且治理难度较大，治理期限较长。 但是这笔天价治理费用却无法通过“谁污染，谁治理”的方式得以落实。“石板滩石煤矿从1960年开始开采，至2016年全面关停，时间跨度达56年，期间开采主体多次变更，有私人开采、集体开采、甚至最早的苏联人开采，治理责任难以认定。且由于开采主体均已经注销、灭失，无法追责。”《治理方案》表示。 “作为区县、乡镇两级政府，是没有这个财力依靠自身力量去解决这么大的历史遗留问题的。”石板滩镇环保局副局长赵登平说。因此，当地政府目前想到的唯一方式，是向省里甚至国家申请专项资金，对矿区进行综合治理，“哪里有钱向哪里申请，钱越多越好，治理不是一点钱就能做好的。” 哪里有钱向哪里申请，钱越多越好。道德风险不止在金融领域适用

《治理方案》称，资金不足是制约采煤沉陷区转型发展的瓶颈，长期以来，国家、省、市、区等各级财政资金优先满足县级以上主要城市的建设，农村和矿区建设资金极度匮乏。由于矿区比较偏僻，矿区环境、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不佳，治理项目又没有直接的收益来源，很难吸引投资和融资。由于沉陷区的治理难度较大，治理期限较长，区、镇财政很难长期从紧张的财政中抽取资金进行治理建设。 据介绍，2015年，石板滩镇政府已经向国家发改委申报了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2016年申请纳入湖南省发改委项目库。2017年石板滩镇政府又邀请第三方公司编制了规划实施方案，发到湖南省发改委进行了评审。目前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他们依旧在“等钱来”。

在记者询问环保局是否有对矿区和周边地下水和土壤进行检测时，赵登平的回答依旧是，“我们没钱”。 “如果项目批下来肯定会有专业团队做检测，”赵登平表示，“我们基层监测站在前一段时间因为技术和设备力量跟不上，没有通过年检，被摘了牌。土壤检测甚至常德市一级的都达不到要求，要到省一级才能做，所以我们现在做什么检测都要委托第三方，那就要申请资金。”

但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对当地矿产资源的无序开采、野蛮开采而导致的环境欠账负责，无法溯源追责的环境欠账必须要由地方政府来买单，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来兜底，“地方政府这种等靠上级资金的不作为的态度，是极其恶劣的。”虽然说中央和省级政府对矿产资源的开发的负有监管责任，但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最主要的。”彭应登说，地方政府享受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去投入进行生态修复，本身就是失责的，应当受到明确的追责与处罚，如果地方政府不受到追责，而且还要向上级政府索要资金，是极其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井下开采与露天开采是两种主要的煤炭开采方式，与井下开采相比，露天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要严重得多。“首先，露天开采对地表是一种完全的剥离，它对于景观的破坏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震撼；第二，露天开采时要将整个区域的水全部排干，这将导致该区域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对水文系统是一种很大的破坏；第三，地表植被会全部被剥离。” 胡振琪说。让人担忧的是，虽然目前井下开采依然是中国煤炭开采的主流方式，但露天开采的比例正在逐年上升。据胡振琪介绍，露天开采的比例已经从过去仅占4%上升至目前的15%，“为什么露天开采的比例在上升？因为露天开采的回采率比较高，采出来的煤比较多，露天开采比井下开采的经济效益要高。”

事实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并非不可调和。胡振琪介绍，其实在国外，露天开采才是煤炭开采的主流方式，有的国家露天开采的比例甚至高达80%-90%。但政府针对露天开采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法规，以保证生态环境能够得到修复。“针对露天开采，美国有专门的《生态修复法》，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都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措施。”胡振琪表示，要想解决露天开采导致的环境问题，法律法规与行政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而要将其落到实处。

自2001年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实施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推进专项治理，开展矿山复绿行动，建设国家矿山公园，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初步构建起开发补偿保护的经济机制。截至2015年，中央和地方及企业投入超过900亿元，治理矿山地质环境面积超过80万公顷，一批资源了枯竭型城市的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但总体上，中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仍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粗放就开发方式对矿山地质环境造成的影响仍然严重，地面塌陷、土地损毁、植被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依然突出。2018以年5月底，生态环境部启动了第一批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河南新乡、三门峡两市因矿山修复治理缓慢被环境部通报批评，的通报称其“敷衍应对”、“纸上整改”、“流于表面”，致使矿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依然如故。

在胡振琪看来，中国有号称最严格的环保了法规，同时也有最为宽松的监管落实，“国务院在30年前就颁布了土地复垦规定，要求‘谁破坏，谁复垦’，能做到吗？这样最基本的了问题都做不到的话，你怎么去保护和恢复？当时讲了不要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什么最后还是走了？现在要真正地地去反思这些问题。” 讲速度就不要讲质量了，我们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呢，，，，，，，，，，，，，，，，，

另外，胡振琪认为，考虑到环保监管工作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政府有关部门必须纠正传统的“重行政监了管轻技术监管”的思路，“生态修复这项工作是有技术含量的，污染企业跟你说修复好了，行政管理人员到现场是看不出好则坏的，必须有技术管理人员来看。”胡振琪表示，发达国家的环保监管人员一般是都懂技术，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破解尾矿污染治理难题 自然资源部拟推“谁修复、谁受益”》 2019年新闻。与以往政策强调“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不同，《意见》拟遵循“谁修复、谁受益”原则，通过赋予一定期限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等激励机制，吸引各方投入，推行市场化运作、开发式治理、科学性利用的模式，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

10月22日，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关于建立激励机制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该通知称，为解决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历史欠账多、现实矛盾多，“旧账”未还、“新账”又欠等突出问题，破解资金投入不足瓶颈制约，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该部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激励机制加快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尾矿污染是我国土壤环境污染的一大来源，其治理责任划分又是个老大难问题。据原环保部2017年发布的《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规定，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但在现实中，一些地区由于污染过程发生在很多年前，属于历史旧账，几十年间的经济体制变更已造成污染主体灭失，很多地方追溯不到“明确的”污染主体。而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又往往难以负担成本高昂的尾矿污染治理，最终造成污染治理无人买单的局面。

《绿水青山张家界十年矿业污染 治理难堪重负|（数据通特供）》 2018年新闻。中小镍钼矿企大量停产十年后，当地矿业污染仍触目惊心，政府却已难堪治理重负。7月，“国家森林城市”张家界进入雨季，雨后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一股股清冽的泉水从悬崖上飞流而下。但眼前这幅青山绿水美景的背后，当地由挖矿带来的历史遗留环境问题依然如鲠在喉。尽管政府投入了上亿资金进行治理，但收效甚微。

湖南省张家界慈利县王家山隐蔽的树丛中，至今还有不少黑色的镍钼矿渣露天堆放，其上寸草不生。王家山山坡上，还有一片没有被正规处置的尾矿库，保守估计有2万多立方米，表面基本没有覆土，雨水冲刷后矿渣裸露出来，像一个个溃烂的伤口，流出黄色的强酸性渗滤液。就在坡下不远处，是一片玉米地。 除了尾矿渣堆，这里采矿遗留的镍钼矿洞里仍在不停冒出有毒废水。废水在山涧恣意流淌，甚至流进田间沟壑，污染当地的饮用水和农田。

慈利县的镍钼矿开采始于20世纪70年代，人们用最粗放的手段挖矿，并以1万多元一吨的高价卖出，得以将木头搭建的村屋换成水泥砖头砌成的新房。但大量违法违规的开采带来了触目惊心的污染问题。 矿渣堆放在山坡上，时不时引起森林火灾，被雨水冲刷后，含多种剧毒重金属的废渣渗滤液和矿洞涌水持续污染着水体和土壤，危害当地人的健康。人们怨声载道，环境污染纠纷频发，一次次把矿山企业推向法庭。

镍是一种银白色、硬度高、延展性好并具有铁磁性的金属元素，镍及其化合物被确认为环境致癌物，冶炼中产生的羰基镍毒性更强。此外，还有不少铅、镉、砷、铬等重金属随着矿产的开采和加工进入当地的大气、水、土壤和底泥中。 由于矿产品价格跳水和环保不达标等问题，目前这些镍钼矿企业都已处于停产状态，当地政府花费上亿元，组织了多个矿山修复工程，包括堵住矿洞涌水，修建尾矿库和废水处理站等，其中多个工程已经通过了湖南省环保厅的验收。

“这些已完工的治理工程，外观看着漂亮，但仔细看看，大都没有有效收集废水，更没有将收集的废水输送到废水处理站集中处理，废水只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直排外环境了。”多次来慈利调研的环保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下称广州绿网）工作人员白孝智告诉财新记者。虽然开矿活动已经停了多年，但慈利县矿区废弃的矿洞中，依旧有源源不断的毒水涌出，流到农田里。

大浒村村民告诉财新记者，这股黄水是山上矿洞里的水，从山上镍钼矿开采时就开始流淌，已经源源不断流了十年。前几年政府修了专门的引水管，将这些水引到山坡下的废水处理站，但一段时间后管子就被废渣堵住，或者生锈崩开，黄水又流得到处都是。 “这种黄色的水尝起来是苦的，不能喝，种庄稼也不行。”村民们说，为了解决农田灌溉和饮水问题，村民们早在1959年就在山上修了一个水库，但后来也被矿洞水污染了，于是他们另找了山上岩壁下的山泉水，用水管引到每家每户。

在一公里外大浒村地势更低的地方，财新记者看到公路旁也有一条水渠，红色的水从山上流下，pH值为3左右。“这是山上矿洞里出来的废水。”63岁的村民粟红娇告诉财新记者，现在这里已经没法种水稻，改种需水量更小的玉米，“但玉米的叶子是黄的，卖不掉，只能自己吃”。

粟红娇的手指关节和腿上膝盖处都明显肿大，疑似重金属镉中毒的症状，“没办法，田里的东西吃多了身体就得病了，基本上这里老人都这样，都喊腿痛。” 大浒村东边，白竹峪尖角潭的农田里也有黄色的酸性毒水穿流而过。村民表示，他们下田干活如果脚碰到这种水，皮肤就会瘙痒起水泡，这里同样也改种玉米。

大浒村和白竹峪的村民们说，至今没有人组织他们体检，也没人管过他们种植的粮食是否被重金属污染。几年前政府给过他们每亩地三四百块的补偿，补了两年就不再补了，但他们田间流淌的有毒废水却从来没有断过。 采矿赚的钱够买附近村名的人命吗？

除了矿洞废水，需要通过管网收集到废水处理站进行集中处理的，还有镍钼废渣产生的渗滤液，但是慈利县的处理状况也很糟糕。 在去往大浒村方向的一个弯道处，财新记者发现了一个10多米高的污水“瀑布”，上方正是一个已经被专门整治过且表面覆盖了绿植的镍钼矿渣场，矿渣渗滤液顺着悬崖流下，在马路旁形成了一个乳白色浑浊的水洼。随后废水顺着山坡流走，流经之处的悬崖和水沟都有明显黄色、棕红色、红褐色的附着物。“瀑布”一旁是一个废弃的水泥收集池，和一根已经断裂的原本用来导流渗滤液的黑色水管。

经检测，“瀑布”污水pH为3.0，水中的铁、镍、锰、氟化物、镉等有毒物质都远超过地表水标准，其中氟化物含量是地表Ⅲ类水指标的6.7倍，镉是25倍，砷含量也高达3.18毫克/升，超标31.8倍。砷也是一种毒性很强的化合物，长期饮用高砷水会引起皮肤病、乌脚病、神经病、心血管损伤等疾病，其氧化物三氧化二砷（砒霜）为剧毒物质。

乱流的矿渣渗滤液并不止这一处，200米开外的另一个尾矿渣场下，酸性的渗滤液顺着黑色的管道流入收集池。随后，又通过一根细长的暗管排到草地上，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流，废水流经之处，石头都被染成黄色。另有一个渣场下面的废水管道在撇洪渠内，已完全锈蚀断裂，渠内污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哗哗流淌。 在大浒村一处尾砂坝下的废水处理站，财新记者见到一名来此投加生石灰原料的村民，他介绍这个厂是2013年建的，一天能处理200吨的废水，但只要一下雨，废水就多到处理不了。财新记者看到，处理站的进水储水池已积满了浑浊的废水，多余的水直接漫到外面空地上，四处流溢。

慈利县地处山区，自称“七山半水分半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张家界慈利县镍钼矿开采加工区重金属污染“十二五”综合防治实施方案》（下称“十二五”方案）介绍，慈利县镍钼矿开采始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镍钼矿加工技术的成熟和镍钼的应用，镍钼价格大幅上升，自2005年以来逐渐进入开采高峰期，年开采能力十几万吨，另有数家加工企业将镍钼矿加工成钼酸铵或氧化钼，尾渣冶炼成镍铁。

这里的镍钼矿山开采企业均采用洞采的方式，企业规模小，不便于管理，“大矿小开，一矿多开，小矿乱开，采富弃贫”等现象严重，还存在没有任何环境评估和保护措施的盗采现象。镍钼加工企业也粗放型增长，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含重金属污染物的“三废”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十分严重。

镍钼矿采选加工企业排放到废气中的污染物主要有二氧化硫、烟尘和铅。2010年慈利县环保局开展的“重金属企业集中整治调查”发现，镍钼矿开采企业均存在尾矿自燃的现象，自燃产生的二氧化硫等废气属于无组织排放，“企业尾矿自燃率达100%，尾矿自燃废气处理率为0”。尾矿自燃的时间长，将一直延续到全部尾矿被燃烧，一般持续时间为几年。自燃改变了尾矿中所含物质的化学结构，使得内含的有害物质更易被浸出。尾矿自燃后为酸性，随着雨水的冲刷和浸润，导致尾矿中含有的重金属（砷、镍、钼、镉、铬等）、硫化物等被浸出，使废水呈现黄色。

镍钼矿开采加工造成不少重金属进入大气、水、土壤和底泥中。“十二五”方案称，由于矿山开采的矿井和尾矿弃渣场均处于高山山腰，农居以及田土基本处于低山凹地，其地表水受污染，“对矿区各村的人畜饮水、农田灌溉用水以及植被造成严重影响，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质量、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十二五”方案综合了2009、2010年的监测数据分析，慈利县镍钼矿开采加工区地表和地下水环境中主要存在镍、镉、砷、铅和六价铬五类重金属，以镍污染最为严重，分布区域也最广，镉污染次之。矿区土壤中镉和镍也超标，其中镉最高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12倍，镍最高超标15倍。

更令人揪心的是，矿区周边耕地、菜地土壤也已经普遍受到污染，而且是以镉、镍、砷等为主的重金属复合污染，水田中的镉普遍超标，靠近矿区的排污渠、选矿厂、尾砂库、矿洞等强开发活动地区的农田土壤重金属含量高于别处。 “十二五”方案称，慈利县镍钼矿采选冶炼向环境中所排放的主要重金属均对生物毒性显著，任何一种都能引起人的头痛、神经错乱、关节疼痛、结石、癌症及畸形儿等，尤其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的细胞、脏器、皮肤、骨骼、神经破坏极为严重。

“十二五”方案透露，慈利县镍钼矿开采加工引起的环境问题，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一些受害单位和个人把矿山企业推向法庭，或集体上访。据2009年慈利县环境安全隐患大排查统计，所有镍钼矿开采加工企业都出现过环境污染纠纷。 2008年，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慈利县环境治理带来了转机。由于当地矿山开采及加工企业均属中小型企业，抗市场波动能力较弱，在金融危机和矿产品价格直线下降的冲击下，随后几年逐渐全部停产。

“开矿企业早就全停了，一是环保要求达不到，二是市场原因，价格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了，我们也没关它们，是它们没有生存的条件了。”慈利县环保局副局长卓跃龙对财新记者说，污染企业的关停并不让他觉得轻松，因为治理压力全部落到了政府的头上。 当初企业赚钱，大笔收税的时候可没想过污染治理的事情，现在没钱了开始发愁了。

卓跃龙解释，他们原来设计的废水处理水量是理论上的，没有考虑雨水的问题，所以雨季时废水处理站处理不过来，他们会继续申请经费，修更多的废水处理站。对废水引水管道破损，尾矿库下方渗滤液收集池形同虚设等问题，卓跃龙表示会去现场查看核实，认为财新记者查看的地方应该是刚施工完成、环保局还没了有验收的部分。 除了废水，卓跃龙还表示，树丛中没有被清理的矿渣是整治项目设计时遗漏的零星矿渣，后续的整治工程就也会继续处理，而没有正规覆盖土壤和植被的尾矿库则是企业自己施工的，与政府的项目无关，“当时企业自己随意覆盖以泥土时没有暴露出矿渣，所以我们设计时没有包括，大雨一冲就暴露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是要给企业擦屁股。”卓跃龙坦承，的由于矿产企业已经找不到人了，遗留下来的环境问题给地方政府财政带来无穷负担，治理费用已经超过了1亿元。需要治了理的面积太大，他们无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那个区域太宽了，当时上报国家申请8000多万元，国家只给了800万元，不做的话了这个钱就收回了，所以我们当地政府只能自己贴钱做，不可能把全部的问题解决。”

“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对环地保治理来说，污染增长也是逐年加深，治理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肖潇也表示，综合整治最主要的第一步是治理历史遗留了的废渣，治理废渣的同时，渗滤液就减少了；第二步就是治理矿洞的涌水，但当地盗采的矿洞太多，把主要的、大的矿洞堵住，则其他的还要慢慢解决；第三步才是治理污染土壤。 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土壤污染问题远比“镉米”更重要》，2011年一个博客文章。其实，镉米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在1968年的日本富山和1983年的台湾桃园，就出现过大米中镉超标的事件。1974年，我国首次在沈阳张士灌区发现镉超标大米，其污染主要来自当时沈阳冶炼厂的污水。随后，在1989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将灌区上游330公顷的土地列为严重污染区 。

我国的“镉米”最先发现于东北，但是最近的几项研究调查都发现，南方大米受污染的情况正在越来越严重。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从水稻品种上来说，耐热不耐低温的籼稻广泛种植于南方，而籼稻由于一些品种上的特性，“天生”比粳稻更易于富集土壤中的重金属镉；第二个原因是南方多金属矿区，多冶炼工厂，工业废水和采矿废水缺少足够的处理措施，其排放导致了土壤本身的污染，从而间接影响了食品安全。

除了工业和矿业废水污水灌溉之外，还有一个独有的原因造成了镉污染：含镉磷肥的施用。我国自身生产的磷肥中镉含量不算高，但是作为一个磷肥进口大国，各原产地的磷肥中镉含量不一，比如美国帕斯卡古拉地区的磷肥就含有较高水平的镉，长时间施用会引起土壤的镉污染。随着污染的加剧，不仅仅是水稻，其他蔬菜水果也会受此影响。比如2008年的调查，江西某县对镉污染区和非污染区104户的304种食品进行了调查，镉超标率超过20%，其中大米和蔬菜的超标率分别为77%和14%。

土壤污染的特点是具有地域局限性，也就是说污染物在土壤中很少移动，不像空气污染一样可以从西伯利亚刮到北京再刮到夏威夷，或者像水体污染物能从上游漂到下游。对土壤来说，污染在哪里，就会扎根在哪里，几十年上百年不变，通过生长在土壤上的作物，把污染从田间地头运到城市的餐桌上。这个特点让土壤污染变得非常隐蔽，看不见摸不着，甚至吃了好几年污染土壤上产出的食物之后都不会被发现。如果把环境污染比做地球的疾病，那么土壤污染算得上是“病在膏肓”。

《【封面报道】镉病将至》，2013年报道。中国已存在数量较庞大的镉损害人群；隔断镉从土地到大米到人体的通道刻不容缓。早在2011年以前，部分大米镉含量超标陆续进入公众视野，学者研究检测也证明确有此现象。2011年2月14日，本刊刊发封面报道“镉米杀机”，镉超标大米问题正式浮出水面。官方也终于有所表态，各地政府纷纷表示将进行摸查或调查。但此后鲜有下文，也未有一地政府承认过本地存在“镉米”。

时隔两年，潜规则终被戳破，广东首开先河。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2013年2月27日刊发题为“湖南万吨镉超标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调查报道，再次引爆“镉米”火药桶。广东官方也由此开始全面严查，迄今数次公布抽检结果，总计发现150多批次的大米及米制品镉含量超标。广东抽检出的不合格大米，很大一部分产地为湖南，也有来自广东本地以及江西、广西等地的大米。

事件发酵至今，“镉米”主要流出地的各省份官方，几乎都保持沉默。“镉米”受害者不只在广东，最大受害者其实是产地农民，在无奈与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食用“镉米”十多年甚至数十年。

　日本著名的公害病“痛痛病”，就是人体长期食用含镉的食物而引起的慢性镉中毒病症之一。伴随着中国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镉等重金属污染江河并大范围污染耕地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参见本刊2013年第3期封面报道“土壤不能承受之重”）。土壤污染基本上是不可逆的，若不及时采取镉阻断措施，终将变成健康危机。现实如此严峻，应对却迟缓乏力。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因镉而病？

　财新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虽然官方口径并不承认中国已发生“痛痛病”，但肝肾损伤、肾性骨病等镉损害已被学者确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尚琪还认为，理论上中国的一些镉污染区可能存在非特异性镉危害，其表现是人群各种疾病发（患）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只是，由于中国的非传染疾病监测体系等还未建立，此类镉危害无法被观测到。财新记者还从权威渠道确证，中国存在数量较为庞大的镉损害亚临床状态人群。他们体内的镉负荷达到或超过正常值上限，虽然暂时观测不到镉损害症状，但未来仍可能发展为受损害者。更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中国目前仍未实施全面有效的镉阻断措施。即便是在发现严重土壤污染的地方，“镉米”等有害农产品仍在正常生产。

一篇关于中国镉中毒患者尸体解剖的学术论文，近期引起中国环境界的重视。这篇论文是1949年以来，首篇记载中国镉中毒死者详细尸检信息的文章。 2009年夏天，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两位村民罗柏林、欧阳树枝先后死亡。湖南省官方成立的调查组随后介入调查。尸检报告显示，两名死者体内尿镉严重超标；污染区内571名村民尿镉超标，其中208人被诊断为镉中毒。不仅如此，4000余亩土地被镉污染，大米等农作物也被镉污染。2012年2月，承担死者尸体解剖工作的医学工作者常云峰、文继舫等人，将两位死者的尸检结果整理成论文，在《国际法医学》期刊上发表。 这篇论文认为，44岁的罗柏林和61岁的欧阳树枝的死亡，与镉中毒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一年后，随着“镉米”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篇论文也引起中国环境学界的重视。 论文选题真是重要

人体中的镉均来自外界。来源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工作场所出现职业镉暴露；另一种是通过土壤、水、空气、食物等外在环境途径接触，即环境镉暴露。前者仅为一般职业病范畴，后者则事关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 财新记者在浏阳实地调查后发现，当地曾存在过严重污染的化工厂，前述论文中两名死者之一的欧阳树枝是浏阳市湘和化工厂的职工，为职业镉暴露者的可能性较大；另一名死者罗柏林，也曾在该化工厂工作三年，于死前一年才离开，也存在职业镉暴露的可能性，很难定义为纯粹的环境镉暴露者。 但双桥村的镉污染仍有标本意义。双桥村200多名镉中毒者，多数没有在涉事化工厂工作过，只是接触过被镉污染的耕地、饮用水、稻米等，符合环境镉暴露的条件。

财新记者还发现，从2009年被诊断为镉中毒至今，短短四年中，居住在化工厂方圆1200米范围内的镉中毒者中，已有21人死于癌症等疾病。其中13人年龄低于浏阳市平均寿命73岁，有6人年龄在60岁以下。 当地政府给予这些死者1万至5.9万元不等的经济补偿，但不承认其死亡与镉中毒有关。当地医院拒绝检查死者死因与镉中毒之间的关系。未证之亡，让双桥村其他镉超标居民生活在恐惧中。 老套路了，给你补偿，但不承认责任

双桥村的镉健康损害，是中国众多镉污染区造成人体健康损害的一个缩影。近二三十年来，耕地中的镉，一直通过食物链等途径，在居民体内蓄积，爆发的临界点何时来临？ 随着“镉米”问题曝光，镉危害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事实证明，广东省对镉米的全面严查，带来的是积极的效应。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前提是公开，只有正视问题的存在，才有可能化解危机。积极展开污染土壤调查，查清污染土地上农作物情况，由此甄别受害人群数量，并全面公布相关数据，刻不容缓。 现在的环境是不是更保守了呢

2006年2月，在距浏阳市双桥村50公里外的株洲市天元区新马村，66岁的罗少坤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去世。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未进行尸检。 在罗少坤死后，罗家八人在医疗机构查出尿镉、血镉含量超标，尿镉浓度最高达到国家职业性镉中毒诊断标准的8倍。罗家人因此怀疑，罗少坤之死与镉中毒有关。 当地政府随后组织新马村1800多位村民集体体检，最终有1100多人被诊断为尿镉、血镉超标，近200人达到严重程度。这其中，年仅四岁的刘冰洁病情最严重，尿镉达18.7微克/克（肌酐）。 2008年3月24日，经过长达两年的治疗，刘冰洁还是离开了人世。在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上，慢性镉中毒被列为死因之一。其他死因还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重度贫血、上消化道出血、多器官功能衰竭等。 罗少坤与刘冰洁生前没有职业镉暴露机会，他们体内所吸收的镉只可能来自环境暴露。

即便是浏阳市双桥村的死者罗柏林和欧阳树枝，其镉中毒也不能完全归于职业镉暴露。因为他们同居住于被镉严重污染的双桥村，与其他村民一样吃“镉米”饮“镉水”。罗柏林之妻彭孟霞从未在化工厂做过一天工，其尿镉含量也达到5.3微克/克（肌酐），轻微超标。 2003年3月，浏阳市镇头镇政府将长沙市湘和化工厂引进双桥村。2005年3月和2006年下半年，湘和化工厂两次非法炼铟。在环保部门取缔炼铟生产线后，工厂又于2008年4月至11月进行非法炼镉。 炼铟、炼镉的原料一般来自铅锌矿的尾矿渣，镉在自然界通常与铅、锌伴生。最终，事故调查组判定，浏阳市镉污染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多途径镉污染。

近四年过去，每一个镉中毒者死去，都会引起一阵恐慌。在罗柏林和欧阳树枝之后，据村民的不完全统计，受污染的双桥村、涧口村和普华村，至少已有21个昔日的镉中毒者死去。 最近一位死去的村民名叫叶有志。2013年3月1日，他死于家中，年仅54岁。他的家人称，叶有志从未在化工厂工作过。 2009年，叶有志被查出尿镉含量10.6微克/克（肌酐）、微球蛋白5527.67微克/克（肌酐），并出现肾脏等多脏器功能受损。2012年8月，叶有志的尿镉浓度进一步升高，达21微克/克（肌酐）。

家人回忆，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附属医院的医生曾说，叶有志“花多少钱也治不好”，因为“尿镉太高，肝肾功能也已受到损害”。 2013年春节前，叶有志再次病重。由于家中难以筹集住院款，叶有志最终病死在家中。据妻子唐建平回忆，叶有志去世时全身浮肿，多瘀斑，脚部发黑并起泡溃疡，肛门出血。统计村民死亡名单的双桥村村民罗金芝告诉财新记者，这些生前曾检出尿镉超标的村民死后，政府都按一定标准给予“安葬费”。一位死者家属回忆称，“安葬费”与死亡年龄和尿镉超标程度有关。一般来说，死者越年轻，“安葬费”就越高。 以后怎么面对那些有色板块的上市公司，还有期货品种。

在肾脏损伤、肾性骨病和疑似“痛痛病”之外，镉的致癌性也在环境镉暴露研究中被证实。 在双桥村之外，中国的镉健康损害的全面图景并不清晰。但有限证据的指向，让人无法乐观。 2010年9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中国山西省环境医学研究所诊断了四名镉中毒患者，其中至少一人在X光检测中可观察到部分骨头软化、变形，因之被怀疑为“痛痛病”。不过，这一报道并未透露病例的更多细节。截至本刊发稿，财新记者也未能从相关部门证实此疑似“痛痛病”的真实存在。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与瑞典于默奥大学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院职业医学教授Gunnar ·F·Nordberg等共同组建中国镉研究（ChinaCd）团队，在国际资金的支持下，对位于中国的一些镉污染地区进行多年跟踪研究。 2002年9月，ChinaCd团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出版的《人类环境研究》期刊第六期、第31卷上发表文章《中国环境镉暴露下的低骨密度与肾功能不全》称，中国东部某地镉接触人群中存在前臂骨密度降低的现象。这是日本以外的亚洲地区首次确认存在与环境镉接触相关的“肾脏-骨损伤”效应。

ChinaCd彼时的研究显示，中国某污染区居民甚至已在镉污染环境下生活36年左右，充分接触阳光的情况下，仍可观察到相应的镉对骨不良效应。不过，该镉污染区居民的骨密度变化程度未达日本“痛痛病”水平，后者的重要病征是骨质疏松、骨质软化和多发性骨折。

2009年7月，金泰廙等在《国际环境学》期刊第35期上发布了一份对上述镉污染区居民的十年跟踪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在切断主要的镉暴露渠道十年后，一些居民的尿镉和血镉浓度仍在升高，他们的前臂骨密度也在持续降低，并出现骨质疏松症状。这种骨密度变化在尿镉浓度高于10微克/克（肌酐）和血镉浓度高于5微克/升的高暴露人群中最为显著，女性尤甚。研究指出，镉在人体内的作用效果是长期而持续的，即便在降低镉暴露水平后，镉仍会对骨密度产生影响。

ChinaCd团队还观测了上述污染区居民肾脏损伤情况。他们2008年发表于《环境研究》期刊第108期上的论文《一项中国人群在大米中镉暴露减量后的肾功能评估》显示，在暴露阻断（即不再食用污染稻米等农产品）前尿镉水平高于10微克/克（肌酐）的当地居民，肾脏损伤在三年后仍在恶化，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转的。 在肾脏损伤、肾性骨病和疑似“痛痛病”之外，镉的致癌性也在环境镉暴露研究中被证实。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发布的指导意见《镉暴露：一项主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中指出，“已有充分证据表明，长期职业性镉暴露会促使肺癌的发展；有限证据认为，镉还可能导致肾癌和前列腺癌。”

2006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发的论文《环境镉暴露与癌症风险》，报告了低镉污染浓度暴露下的人体尿镉含量与所有癌症及肺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两项基于美国人群的研究结果也显示，仅就男性而言，尿镉含量达到0.28微克/克（肌酐），会显著增加癌症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率（指计算所有因素时的死亡率）。 一项由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广东省疾控中心合作完成、发表于2011年9月《生物微量元素研究》的研究显示，经过基于年龄、性别、具体死亡原因的污染区死亡率与全省死亡率的对比分析，研究组发现，长期环境镉暴露会增加全因死亡、心血管和所有癌症死亡率。

研究指出，在靠近广东省大宝山矿区横石河沿岸的三个村庄，居民血镉含量平均值达到24.1微克/升，其中距离矿区最近的上坝村居民血镉平均含量达34.8微克/升。这三个村庄死于癌症的男女两性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66岁与65岁，显著低于低暴露区及全省癌症死亡年龄的中位数。此前报道显示，上坝村因癌症死亡高发，是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这份研究对不同暴露区进行对比后发现，污染区居民的所有类型的癌症风险与环境镉暴露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也就是说，环境镉暴露水平越高，当地居民患有癌症的风险就越高。

过去两年间，财新记者曾走访多处镉污染区，也发现当地居民的一些不寻常的健康问题。在甘肃白银东大沟污灌区，耕地中的镉含量超过“痛痛病”发源地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土壤。污灌区多个村落居民向财新记者描述了折磨他们的骨痛病，疼痛来自腿脚和腰背骨头。近20年，疼痛已逐渐成为不少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吃“镉米”多年的多位村民向财新记者反映腿软、骨痛的情况，村民将这种难以名状的怪病称为“软脚病”。一些学者在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称不少村民已出现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在镉污染严重的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妈姑镇，不少居民有一种遍布全身的神秘“风湿病”。据他们描述，发病时手脚疼痛，骨痛如针刺般袭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样调查中国主要的镉污染地区，被调查者中尿镉浓度超标者“比例很大” 研究员尚琪供职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近20多年，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镉的健康损害研究，试图描绘中国镉损害的全貌，目前还未做到。 尚琪告诉财新记者，通过他20多年的研究，有两点结果让他欣慰：一是“以多发性骨折为主要症状的‘痛痛病’病例，在中国一例也没有发现”；二是“以骨质疏松为代表的严重骨质损害，也暂时观测不到”。 尚琪上述较为乐观的结论有其根由。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开始研究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镉污染地区的居民健康问题。大余县钨矿选矿废水造成大范围土壤污染，当地居民于1965年起就暴露于镉污染之中。

2009年，尚琪所在的项目组经过19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当地镉污染仍在继续加重。但是，即便是在大余这样高暴露地区，居民中尿镉、血镉超标最严重者，仍未出现以肾脏和骨骼损伤为代表的镉的特异性损害。 对于前述ChinaCd团队在中国一些镉污染地区进行的骨密度和肾脏损伤跟踪研究，尚琪未作评论。但尚琪承认，在中国一些镉暴露水平与日本“痛痛病”发生区相当或更高的地区，经过几十年的环境镉暴露，理论上可能出现肾脏和骨损伤。“我没观察到，但不能排除其不存在。” 未观察到“痛痛病”，并不意味着尚琪是中国镉问题“乐观派”。相比“痛痛病”、肾脏损害与骨损伤等具体损害，更让他忧虑的，是镉的非特异性损害。尚琪解释说，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可以分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两种，前者指镉对靶器官如肾脏、骨骼的损伤，后者指镉对人群疾病和死亡率的影响。他认为，在中国众多的镉污染区里，人体镉伤害也持续多年，通过降低人体抵抗力等方式，镉导致多种癌症和各种身体疾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尚琪撰写的《环境镉污染人群健康危害特点及相关问题》一文中称：“长期、大量地暴露于镉，摄入水平超过生理负荷时，会引起人群各种疾病的发（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但由于我国的非传染性疾病与死亡监测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目前我国还缺少镉污染对人群发（患）病率、死亡率的可信数据。” 尚琪还向财新记者透露，为对中国镉污染区人群健康损害做出整体评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年刚刚完成一项5000余人样本的全国性调查，抽样范围基本覆盖中国主要的镉污染地区。尚琪指出，抽样结果还未最终得出，但初步信息已显示，样本中尿镉浓度超过5微克/克（肌酐）的比例“很大”。根据现实观察，这些镉中毒者普遍尚未出现临床症状，目前被列为亚临床态的观察对象。 在采访中，尚琪多次强调，在中国当前的镉污染现状下，卫生部门制定的镉中毒判断标准即5微克/克（肌酐），太过严格。

不过，即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尿镉含量10微克/克（肌酐）作为筛选标准，在上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全国调查初步结果中，超过者的比例“依然很大”。

镉一旦进入土壤，很难去除；一旦进入人体，短时间内也无法排出。能做的事情，最紧要的是切断镉污染进入人体的通道。 令人痛心的是，镉污染目前仍在继续。那些受了伤害的人还得继续忍受伤害。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物的中国南方，从大米中摄入的镉含量不容小觑。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翟丽梅等人，在2008年发表于《环境科学期刊》上的论文《与集中式采矿活动相关的区域性农田镉污染与潜在的健康风险：以中国郴州为例》中披露，在湖南郴州地区柿竹园周边一个村庄，当地居民通过大米和蔬菜日均镉摄入量可达596微克。

在财新记者查阅的多份中国镉污染地区报告中，日均镉摄入量超过600微克的地区并不在少数。Nordberg等人在1997年6月发表于《总体环境科学》上的论文《居住在中国某污染区的人群镉暴露及肾功能生物监测》透露，该研究团队在中国某镉污染区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在1995年时的日均镉摄入水平可达到1850微克，超出“痛痛病”病人日均摄入量2倍。1996年，这一地区居民被告之不能再食用这些镉富集的大米。

由于无法改变当地农业现状，尚琪等学者研究大余县镉危害20多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污染区居民吃“镉米”20余年。“当地现在还是这样，没有阻断。” 现实的严峻程度远超想象。仅以土地污染严重的湖南省为例。2009年，由雷鸣、孙国新、朱永官等来自中科院、厦门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英国亚伯丁大学的八位专家组成的调研团队，在美国《环境科学与技术》第三期刊发一项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结果。研究团队从遍布湖南省的受矿区影响的稻田取了100个大米样本，65%的大米样本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中的镉含量限制。将这些大米与本地市场购买的122个商品粮样本进行分析比对后发现，这些受污染的稻米已通过正常渠道了流入当地市场和全国粮食供应网络。尚琪指出，中国部分地区的镉污染程度不比日本“痛痛病”地区低，之所以没有观察到“就痛痛病”，是因为中国有三个幸运之处。首先是中国土壤镉含量本底值相比日本较低。其次是镉危害严重时恰适中国改革以开放，人们温饱不愁，饮食多元化，而日本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痛痛病”爆发一大原因是战后居民饮食单一。第三是镉危害虽然的严重，但大批污染区年轻人离开农村进城务工，等于实现了天然的镉阻断。

“但政府不能凭着这些幸运沾沾自喜，尽管没有了‘痛痛病’，中国仍有一堆的镉键康伤害问题。”尚琪说， “现在的情况是，镉一旦进入土壤，很难去除；一旦进入人体，短时间内也无了法排出。能做的事情，最紧要的是切断镉污染进入人体的通道，在污染地区实施有效的镉阻断措施。”尚琪所指的镉污染阻地断，指改变污染耕地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污染土地禁种稻米，探索“镉米”的非食用利用。2013年1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近期土壤了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文件正式确认中国未来将实施镉阻断措施。对污染严重的耕地，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依则法划定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 “现在果断实行镉阻断，年轻一代在未来才不会有严重的镉健康问题。”尚琪说。

《“镉村”后遗症》 2013年报道。春回浏阳河。2013年3月，双桥村村民罗金芝家的院子里，有两个盛着新土的脸盆，一个长着五棵茄子，一个生长着六棵辣椒。 51岁的农妇罗金芝神情苦涩。世世代代种田的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如今守着土地不能种。2010年，罗金芝与邻居罗建春坐车到10多公里外，以1000多元价格买回一货车土，用花盆、脸盆种蔬菜吃。 “村里的土地有毒，一点儿进嘴东西也不能种。村里把地统一承包给花木公司了。”罗金芝说。

镉污染于2009年春夏之交被发现。污染来自长沙湘和化工厂。这个工厂在2003年落户双桥村，是镇头镇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村民曾为工厂的到来而欣喜，100多人进厂就业。工厂后来非法炼铟，土地、水和空气都被污染。有人死去，有人病倒，有人抗争，有人恐慌。 从2008年4月起，怪事频频光临双桥村。 村民彭孟霞清楚地记得，当时院里的井水一下子不能喝了。井水有一股铁锈味。用水洗手后，手上黏黏的。烧水煮饭的锅子，也总出现一圈黄色或白色的小细泡，像是坏掉的猪油沫子。当年12月，罗金芝五岁的侄子突然胸闷、全身无力。小男孩被转送至湖南省儿童医院，查出铅中毒。至2009年3月，双桥村查出至少14例儿童铅中毒病例。同在3月，双桥村大路组一个一岁的女婴被湖南省儿童医院检测出尿镉浓度超标，高达14.9微克/克（肌酐）。一些怀疑身体出现问题的成年人，主动到湖南省劳卫所和邻近的江西省进行身体检查，多数查出体内尿镉超标。 2009年4月2日，双桥村阳塘组、茶坪组、齐心组数百村民向湖南省政府、省人大、省环保厅等多个官方机构投递联名信，要求有关部门彻查污染。4月16日起，镇头镇政府开始组织湘和化工厂员工体检。

5月21日，村民罗柏林参加体检。6天后的27日晚，罗柏林左腿出现大块紫色瘀斑，被亲友连夜送往株洲市第一医院。入院仅几小时，罗柏林就陷入深度昏迷。28日下午，罗柏林身亡。罗柏林死后次日，愤怒的家属与村民抬着尸体在镇政府门前抗议。此时，双桥村已有至少40人查出尿镉超标。 6月初，在村民集体要求之下，镇头镇政府开始给化工厂500米范围内的村民进行体检。同在6月，双桥村村民自行筹钱，抽取地下水样和耕地土样，由罗金芝等人乘飞机送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检测中心。检测结果显示，地下水和土壤中的镉含量严重超标。罗金芝本人在此前的体检中，亦被查出尿镉超标1倍有余。 自费采样做飞机送外地.........四境有一民不安，守牧之责

恐慌在蔓延。一些村民不再食用自家粮食。湘和化工厂多位工人病倒的信息开始在村民中传播。双桥村村民这才了解到，湘和化工厂早有外地员工疑因镉中毒被送至株洲市的医院，最终都被老板用钱打发走了。 官方调查组最终得出的土壤和作物检测的具体数据，至今没有正式对外公布。根据2012年发布的一份外文文献透露的数据，湘和化工厂周围1200米范围内，土壤样本中的镉含量平均超过国家标准16.5倍，蔬菜样本中的镉含量平均超过国家食品标准规定的镉含量最大限制的2.55倍。在1200米至3000米范围内，土壤中镉含量超标3.6倍。

2009年6月27日，浏阳市政府开始正面处理湘和化工厂污染事宜。当日，浏阳市成立多部门参与的“浏阳市长沙湘和化工厂镉污染事件处置工作指挥部”。不巧的是，村民欧阳树枝在次日死亡。6月27日当天，政府宣布长沙湘和化工厂永久关闭。同时，镇头镇政府开始以每天12元的标准向受害居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一些体检中镉超标严重的村民，被安排至湖南省劳卫所进行治疗。尿镉单项超标的村民则得到了多种维生素片、钙片、凉茶等作为治疗药物。 浏阳官方立即宣布变更双桥村土地用途。政府工作组先初步划分出土地污染区范围。2009年9月，镇头镇政府拿出初步解决方案，提出改变受污染耕地用途，不再耕种庄稼，转为发展花木产业。

针对双桥村的土地污染治理也迅速展开。据浏阳市政府提供的资料，2009年以来，浏阳市共投入960.8万元，由湖南永清环保修复有限公司对湘和化工厂厂区外土地进行治理。同时，还有近3000万元被用于镇头镇双桥村、干口塅村和普迹镇普华村31个村民小组4817.7亩土地的整理。

袁锋告诉财新记者，污染区内目前的尿镉超标人数已降至261人，尿镉与β2微球蛋白双超标人数已降至27人，其他人都已经“治好了”。 “我们这里（指镇头镇）没有镉中毒，轻微镉中毒、慢性镉中毒这种说法都是没有的。这么说，群众容易恐慌。”何善兴说，“要说在湖南，我们这里的污染情况真不算厉害的，都是媒体炒作的结果。” 林琼国否认湘和化工厂曾对地下水和地表水源造成污染。据她介绍，双桥村井水水质一直是达标的，地下水并没有被污染，湘和化工厂污染浏阳河的说法也不成立。 在随后的交谈中，一位浏阳当地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双桥村事件已经平息，政府安置了死者，照顾了生者，治理了土地，能想的办法全都想了，尽了全力。“这事结束了。”这位官员对财新记者直言不讳。

真的结束了吗？至少对于污染区内的村民来说，没有。 “当地在几年时间内使数百名村民尿镉降低的说法，很值得怀疑。”一位权威专家对财新记者说，镉健康损害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当地实施镉阻断（切断食物链）后，村民体内的血镉指标就是不用吃药，也会很快降下来。但是尿镉指标，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使其显著下降。 血镉和尿镉是不同类型指标。想起来当时参加的一个学术会议，有个南方老师做的污染土壤的汇报，说用了他们筛选出来的微生物，作物体内的镉含量降幅达90%多。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筛出来的微生物做出来的结果是和对照组没有差异。而且当时那个老师在汇报时是典型的不讲科学讲政治，在描述ta试验田的作物长势旺盛时，不提具体数值指标，而是用主观描述。这还不行，还XX用比喻手法，说作物像XXX士兵一样直立。XX。科研资金十年停发都不会影响我国科技发展。

死者罗柏林的哥哥罗立雄，即便在当地官方口中，至今仍然是“双超”的27名村民之一。 他说，三年多来，他从湖南省劳卫所附属一院领取的药物只是多元维生素、苹果酸钙和金水宝等辅助治疗药物。2010年后的每年春节前后，镇头镇政府都会对尿镉超标村民进行“跟踪监测”。但多位村民说，他们对湖南当地医院的检测结果已不信任。不少村民近年放弃参加政府组织的体检。

近年，原湘和化工厂厂址周围多棵树木被发现死亡，双桥村的村民陷入二次恐慌。 2012年8月14日，罗金芝等人取家门前的耕地表层土与化工厂表层土，送到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进行检验。该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耕地表层土样镉含量达6.89毫克/千克，而化工厂表层土中的镉含量高达93.8毫克/千克，远远超出国家土壤二级标准。超出国家土壤二级标准，意味着土地不可耕种可食用作物。 不过，村民自发采样送检的结果，没有得到浏阳市环保局的“认可”。林琼国表示，土壤采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采样点的分布和取土条件都需专业人员来把关。

村民对赔偿问题也多有不满。多位村民告诉财新记者，2009年时政府按每人12元的标准短暂补贴过37天。湘和化工厂资产拍卖后，镇头镇政府以《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方式，完成了对村民的补偿。污染区内居民每人获得1600元至3800元补贴，尿镉超标者再增加1200元至1400元额外补贴。 这种索赔方式被村民称之为“一次性索赔”。这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还规定，村民在接受赔偿款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湘和化工厂或政府赔偿任何损失。由于不满这条规定，时至今日，彭孟霞、罗金芝、罗建春等村民仍未在调解书上签字。

这场环境事件中没有赢家。浏阳市政府和镇头镇政府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浏阳市环保局局长何善兴说，湘和化工厂开办数年，只为浏阳市上缴了1000多万元的利税，但为了收拾它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残局，政府几年了间的投入已数千万元。 2010年，浏阳市人民法院对湘和化工厂法定代表人骆湘平、厂长黄和平、总技术员唐文龙做出刑事判决，就三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执行。 还不是实刑，不就是在纵容嘛

镉污染事件尘埃落定，村民的生活完全变了模以样。他们签署了前述土地转包协议和《人民调解协议书》后，没有了土地，继续索赔也不被政府支持。 一系列的现实困扰袭向的村民：无地可种，没有养老金，没有医疗保险。他们得花钱到集市买菜、买米。每年，花木公司按商品粮收购价向村民支付每亩700了斤稻米的土地租金。在2011年，罗金芝一家共得到约2500元，远不够家人生活。2009年以来，已有至少21位在原化工厂1200米污染区范围内的村了民陆续死亡。他们身患肝癌、肺癌、肠癌或心血管疾病，并最终死亡。在此前的集体体检中，他们都曾检测出尿镉或β2微球蛋白地超标。 政府按每人1万元至5.9万元的标准，向家属支付安置费用。村里的生者中，还有不少是癌症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或肾病了患者。村民每遇疾病，就会不自觉地与镉污染进行联系。2009年秋天，50岁的罗柏林之妻彭孟霞带着女儿和儿子迁居湘潭，寄居在则哥哥的老房子里。现在，他们一家的生活仍要靠哥哥接济。每日清晨5点，彭孟霞就要去扫大街；早上8点，再去做一份全职工作。 资源地区的受害者

《【封面报道】镉米杀机|特稿精选》 2011年。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财新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不承认就是没有”

2010年12月，财新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财新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潘根兴告诉财新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财新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48号魔鬼。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近几十年间，类似思的村和新马村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财新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政府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 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

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了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一个不容乐观的就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以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 但陈同斌及的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了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湖南镉米中毒率高 尚未爆发“痛痛病”》2017年。胡余明团队在研究中发现，虽然生活在镉污染耕地的人群普遍出现轻度、中度镉中毒现象，但“痛痛了病”并未在人群中大范围爆发。在他选定的918人样本中，尽管尿镉数值高的人很多，但只有26人出现了病变”。“在污染严重的株洲地做了200多例（检测），没有一个痛痛病。”胡余明说，一个几乎在镉污染地区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大概吃了70多年镉米，但只有轻微了的肾损害，还不能把它归结为镉造成的。

《九江尾矿治理无人埋单》2018年。含重金属的酸性污水沿着两座紧挨的矿山，分三路流向下游村庄。从天空俯瞰，污水流经的田埂呈焦黄色，像三道粗砺的疤痕，蜿蜒至不远处的湖泊。 这里是九江的粮食种植基地——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3月，万物复苏的早春，黄绿相间的油菜花正盛放；过去的五个月，此地的人们心头却悬着一块石头，它就来自不远处那两座矿山——九江铜硫矿和丁家山金铜硫矿。从镇上看去，矿山光秃秃的山顶呈红色，露天堆放着矿石开采选别后留下的尾矿和废石。3月下旬，当地接连下了两天细雨，山顶的坑洼处汇聚了一滩滩血红色的液体。山顶及山腰的数个污水池也盛满了红褐色废液，其pH值高达2-3，呈强酸性。往南2公里，就是当地有名的候鸟栖息地东湖。

2017年11月6日，环保志愿者田静的一封公开举报信，打破了港口街镇的平静。 举报信称，2017年10月中旬，环保志愿者在港口街镇两户村民家分别对土壤和稻谷采样，送至湖南省科技厅下属的湖南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检测。测试结果显示，两户村民家的稻谷镉含量分别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稻谷镉含量限值0.2mg/kg的1.56倍和8.1倍。 土壤检测的结果也超标。按照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重金属镉含量不高于1mg/kg是保障农林业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土壤临界值。但两户村民家的土壤（约25cm深）镉含量分别为1.98mg/kg、1.14mg/kg。 举报信发出后，当晚9点，田静收到柴桑区环保局的回复称，柴桑区政府已于8月30日责令九江矿冶停产整改，并委托江西怡杉环保有限公司（下称怡杉环保）牵头，联合其他第三方检测机构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区域污染调查，编制治理方案。

据财新记者获得的港口街镇《关于禁止出售和食用丁家山铜硫矿周边赔偿区域范围内农作物的通知》，举报信发出第二天（11月7日），镇政府便联合矿山下游三个村庄——刘仓村、丁家山村、生机林村的村委会，要求村民“将位于矿山赔偿区域的380亩范围内种植的疑似镉超标的可食性农作物一律封存，禁止出售或食用”。通知称，上级有关部门正在对农作物及土壤水质进行检测，“相关检测及调查处置结果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从11月8日开始，镇政府挨家挨户收存稻谷，收购标准参考了九江矿冶此前与农户签订的协议。此前三个村子共有382.6亩的补偿面积，九江矿冶按每亩600元/年的标准支付赔偿。双方曾签订协议，这些农田不再种植粮食。但经镇政府调查，约70亩的农田仍种植着水稻。最终，约7.9万斤的粮食被镇政府收走。 动作真快

与此同时，柴桑区农业局下属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也前往农户家中进行稻谷取样检测。财新记者在一户村民家发现了一袋被敲盖公章封存的稻谷，据介绍，这袋稻谷由村民自己保管，另一份则由官方送检。但五个月过去了，村民们仍没有等来检测结果。 田静公开举报后，2017年11月24日，中国江西网称柴桑区纪委已对相关部门和11名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但事情并未就此平息。田静发现，去年10月送检的稻谷和土壤样本中，有一户农民的水田并不在上述382亩污染范围之内，而是在更下游的东湖边。他家的稻谷中镉含量最高，超标8.1倍。 这意味着，污染的范围可能比官方宣布的更大，更多镉大米未被收存。田静12月上旬再赴港口街镇。这一次，她在矿山周边村民家采集了12个稻谷样本，这12户村民的水田均不在382亩补偿范围内。检测结果显示，其中有11个样本的镉含量超标，两个镉含量最高的稻谷样本来自其林村，分别超标了7倍和9.8倍。

其林村距离矿山至少已有两公里远，靠近东湖。九江矿冶的排污水，穿过下游村庄，最终会流入东湖。田静将情况再次向九江市农业局反映，但至今未获回复。而此前政府高调承诺将“第一时间”公布的农作物、土壤和村民尿镉的检测结果，也仍未公布。 面对财新记者对“检测结果何时公布”的追问，港口街镇环保办主任王子健则称，稻谷样本的检测结果“属于不公布的范畴”，“就算要公布，也应该是农业部门来公布”。柴桑区农业局局长饶斌则称：“按照农产品相关规定，（检测结果）必须由省政府发布，市、县一级都没有权力发布。” 舆情危机之后，当地陷入了污染无人埋单的困局：污染范围和程度无权威数据，污染主体责任不明，政府对彻底追责首鼠两端，而污染治理的代价之高，也远超基层政府的财力。

382亩补偿范围这个数字从何而来，成了一个谜。为了弄清答案，王子健给财新记者翻出厚厚一沓文件，里面有多年来当地村民、渔场与矿山签订的赔偿协议。据他介绍，这些文件是在去年下半年镉米事件发酵之后才汇总出来的。（详见2013年第20期《财新周刊》封面报道“拯救大米”）“382亩是历史传承下来的，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哪里被污染了。”他说。 “历史传承”并非虚言。九江的铜硫矿开采距今已有45年之久，当地人回忆，从上世纪70年代初矿厂投产时，就会因为“田里连草都不长”，每年给当地农民一些赔偿。 就连1993年毕业后便分配到镇里工作的副镇长胡世梅，也说不清楚“382亩”打哪里来。“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他告诉财新记者，以前划分赔偿范围没有做过科学的检测，下游村庄中，“家族人强势一点的，就能拿到赔偿”。

比如矿山脚下的丁家山村，一条5米宽的马路将该村斜劈成两半，尽管都用同一条水渠灌溉农田，但在公路左边靠近矿山的水田每年有600元/亩的赔偿，右边下游的水田却分文没有。“所以最近几年下游（没有获赔偿的）村民总闹事。”胡世梅说。这样一笔糊涂账，成为了政府在舆情危机爆发时收粮的界线。丁家山村村民聂老五在这条“划界”公路上游有2亩田，四五年前已废弃不种；公路下游还有2亩6分田，去年收获了2000斤左右的稻谷。经湖南省分析测试中心检测，他家稻谷含镉0.748mg/kg，超出国家标准3倍多。聂老五曾向村里反映，自己家的稻谷没被政府收走。得到的答复是，“你家稻谷不种在382亩范围内”。

政府有政府的顾虑。“你现在盲目地收，万一没有问题，老百姓却认为矿山污染范围扩大了，我们怎么解释？”王子健说。 “2000多斤稻谷还堆在家里，不知道政府在哪，他们不承认。”刘金有些不满。春耕时节将至，他决定今年继续在田里种水稻，“地不能荒在那里”。 财新记者2018年3月中下旬在当地走访发现，田静测出稻谷镉超标的村民中，已有几户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家中稻谷卖给了收粮的小贩。“去年举报的事搞得人心惶惶的，说实话我们也不敢吃，有粮贩来收，他也不管（镉）超没超标，也不知道会卖到哪里。”一位村民说，私人粮贩收粮比政府收购价每斤低2毛钱，但“不卖稻谷要霉掉，损失更大”。

饶斌告诉财新记者，此前并没有人向他反映过382亩范围之外还有更多镉超标大米的存在，他还以“取样者没有采样资质”“检测机构不权威”等理由，质疑志愿者出具的数据。“7万斤稻谷都已经收了，政府不会在乎多收这三五万斤。” 目前，柴桑区委托的怡杉环保已对包括矿山在内的3400多亩土地、水体进行污染调查，调查结果也已出来，但怡杉环保拒绝向财新记者透露具体的污染范围及程度，只称，在382亩赔偿范围内的边缘地带，有相当部分的土壤是达标的。 至于东湖附近的水田，区、市环保局及怡杉环保均在不同场合向财新记者确认，“没有被污染”。九江市环保局副调研员王新民称，怡杉环保在东湖附近的水田进行了布点采样，每一点位分别取上、中、下三个土壤样本，最浅是20cm处的土壤，最深则至50cm处，“按照土壤二级标准，样本的镉含量均低于0.3mg/kg。” 据九江市环保局1月7日发布的通告，怡杉环保采集的农田土壤72个点位170个样品、矿区背景土壤3个点位5个样品、矿区外背景2个点位2个样品，共计77个点位177个样品。一位看过布点图的政府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东湖附近的水田虽有布点，却并不全，丁家山村有争议的马路下游水田也未布点。怡杉环保曾提出要补充采样，但没有下文。

为什么在达标的土壤上会长出镉超标的大米？怡杉环保回应记者称，不排除志愿者与怡杉环保采样的点位不同。但该公司认为，怡杉环保已环绕东湖进行大范围土壤取样，出现单一土壤超标的可能性并不大。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认为，欧美、日本等国及中国台湾的大量试验表明，在酸性条件下，镉不超标的土壤也可能产出镉大米。据他研究，土壤酸碱度处于4.5-5.5区间时最容易产生镉大米。比如在pH值为5.33、土壤全镉量为0.22mg/kg，品种筛选试验中的33个品种的大米，镉含量均超过中国规定的食品卫生标准0.20mg/kg。 “土壤检测可以用来判断土壤污染情况，但不能用来判断稻米有没有受到污染。保障粮食安全，要从杜绝源头开始。”陈能场告诉财新记者。 九江镉大米最早曝光是在2015年4月。当时江西省食药监局对九江县大米市场进行抽检，发现九江联超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下称九江联超）生产的大米镉含量超标，为0.24mg/kg。九江联超的老板怀疑是从丁家山村粮食种植大户黄龙淼那里收购的稻谷出了问题。

九江联超被处以高额罚款，老板离开了粮食行当，黄龙淼也断了销路。但黄龙淼家承包的土地，明明在382亩补偿面积之外，于是他向上级政府投诉。黄龙淼向财新记者出示的县环保局的答复是，“大米镉超标存在多种原因，如稻谷品种、土壤背景、超量施肥等，无法证明镉超标是由矿山污染造成的”，并建议他向农业部门反映。 随后，黄龙淼的儿子向县农业局反映。农业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站站长陈义桥称，农监站没有启用重金属检测，只能检测农药残留，让他再去找环保局。陈义桥拒绝了财新记者的采访。 2015年11月、2016年12月，黄龙淼又分别将当年产的晚稻送至省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结果均超标3倍多，又再向信访部门、环保部门、农业部门反映，结果还是“互相踢皮球”。 那两年，黄龙淼家每年收获近3万斤的稻谷，全部贱卖给了养殖户。2017年开始，黄龙淼家的部分水田改种了莲藕，目前仍有1万多斤稻谷堆在家里没卖出去。

“人离矿山近了，准没好事。”71岁的丁家山村村民聂老五坐在院子里感叹。他家的堂屋里供着老伴黄世娇的遗像，桌上堆着厚厚一叠纸钱。2017年，黄世娇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病痛后撒手人寰。她生前被诊断为高血压肾病、慢性肾脏病5期、肾性贫血、骨关节炎等。她家一直在吃井水。聂老五之前从未把老伴的病与污染联系起来。镉大米事件被披露后，港口街镇卫生所的医生下来了解情况。聂老五告诉财新记者，医生来看了老伴生前遗留下来的病历，告诉他黄世娇的病情“与镉污染无关”。 镉是人体难以代谢的重金属，长期食用含镉超标的食物（如含镉超标的稻米、水产品）、饮用水，会使镉在体内蓄积产生慢性毒负作用。肾功能异常是镉暴露的临界效应，慢性镉中毒会导致骨质疏松软化多孔。人体内镉蓄积，还会祸及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生殖系统，甚至致癌。

2月初，田静帮助矿山周边四个村子的村民向一家商业检测机构送检了44份尿液样品，检测尿液中的镉含量。另有柴桑区以外的4名志愿者尿样作对照。由于检测经费、时间的限制，44个样品仅测了尿镉数据，未做肌酐矫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尚琪告诉财新记者，为降低不同人之间尿液浓度差异对尿镉测定值造成的影响，一般会用排出量相对恒定的肌酐作为矫正参数，但未做肌酐矫正的尿镉检测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4份样品中，有41个尿镉数值超过了对照样品。对照样品中，尿镉数值中镉含量最高值不超过1ug/L。而在矿山周边村民中，检测结果高于20ug/L的有5人；高于10ug/L的有12人，高于5ug/L的有21人。其中聂老五的数值最高，为45.1ug/L。

在所有未成年人样本里，一个八岁的男孩洋洋的尿镉值最高。家长告诉财新记者，洋洋从出生以来一直住在丁家山村，吃自家种的粮食长大。 在田静的建议下，洋洋的父母带孩子去南昌的江西省职业病医院做了尿镉检测。经过肌酐矫正，他的尿镉值为4.34ug/g，逼近职业病标准5ug/g。田静很困惑，“一个才八岁的孩子为什么尿镉值如此之高？ ”这次检测后，政府也跟进组织了一次尿检。2017年12月中下旬，在副镇长胡世梅带队下，矿山周围15位村民前往九江县人民医院取尿样做检测。正常情况下，尿检结果一周内即可出来，但村民们至今未收到任何口头或书面的结果。 王子健拒绝提供村民尿镉检测的具体数值，理由是“卫计委可以选择不公开”。他认为，志愿者此前公布的数据过高，已引起恐慌。志愿者送检的第三方商业公司，也被胡世梅质疑是不具备检测资质的单位。

胡世梅告诉财新记者，他在网上看到，尿镉检测至少有两个标准。“一个是5，一个是15，我们也不知道该用哪个标准”，“按照15的标准，15个人尿镉检测均合格”。但他拒绝透露具体数值。 所谓的15与5之别，是指原国家环保部于1998年出台的《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与原国家卫计委1999年出台的《职业接触镉及其化合物的生物限值》对于尿镉超标的规定标准值不同：原国家环保部标准中，尿镉限值为15ug/g肌酐；原国家卫计委则规定，职业病标准尿镉限值为5ug/g肌酐。

曾参与起草《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标准》的尚琪告诉财新记者，环境镉标准于1998年出台，鉴于20年来检测方法、检测精度的提升，现在更倾向于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标准值，将环境镉污染健康危害区判定的尿镉标准值降低至10ug/g肌酐。 尚琪介绍，尿镉含量的职业病标准与环境标准不一样，是因为人群对镉的暴露途径、镉化合物毒性、吸收率等不一样。例如，有色金属冶炼厂的人群主要接触氧化镉烟雾，毒性大、吸收速度快，直接进入血液循环，因此职业病标准认为，尿镉值达到5 ug/g肌酐便足以损伤肌体。环境镉污染则主要通过消化道吸收，进入血液前先经过肝脏代谢，对人体的毒性低于前者，因此环境标准值可以定得高一些。

2018年3月，聂老五又去湖北省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一次检测，结果显示尿镉（肌酐矫正）为10.17ug/g肌酐，超出职业病标准——5ug/g肌酐。领取检测报告时，医生告知他：“如果身体没有不适就可能是慢性镉中毒，慢性主要是肝肾功能受影响。建议再做尿液分析、尿蛋白等。” 2018年春节前夕，港口街镇政府曾向志愿者、律师及媒体等发出公开邀请函，欢迎前往港口街镇参加“镉大米”污染区范围调查的工作推进会，但并未公布具体日期。 3月中旬，镇政府终于将推进会的日期定在3月22日。会议内容主要分三项，由第三方公司（怡杉环保）公布前期采样数据，阐述下一步工作；镇政府公布尿镉采样数据；柴桑区环保局发布目前申报的防治项目。同时还将给媒体、志愿者及村民代表提问机会。但3月18日晚上，镇政府通知财新记者，“由于第三方公司无法参会”，会议时间需要推迟，具体时间待定。 目前，九江矿冶已停产五个月。柴桑区环保局向财新记者强调，早在志愿者去年11月举报前，九江矿冶就已于8月30日被勒令停产。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当次勒令停产也缘于环保人士对九江矿冶的举报。

8月24日，候鸟保护人士岳桦来到港口街镇，起因是当地报纸《浔阳晚报》2017年初刊登的一篇文章称，上万只天鹅提前飞离东湖，可能与东湖水被污染有关。村民告诉岳桦，企业都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偷排污水。他随后对东湖排污口的水进行试纸检测，结果水质呈酸性，未达排放标准。 岳桦向县环保局举报后，没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他又用无人机去港口街镇航拍，结果发现“东湖排污口的底泥已经被染成黄色，农田也是黑色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将“接力棒”传给关注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田静。 九江县环保局给岳桦的信访回复显示，2017年8月9日，县环保局以未办理环保竣工验收手续、逾期未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等多项理由，要求九江矿冶有限公司停产整改。但在8月29日检查时发现九江矿冶仍未按要求停产。县环委会不得不发文协请县治安大队配合，停止对九江矿冶供应炸药。这之后，九江矿冶真正停产。 信访回复中还显示，此前县环保局曾多次发现九江矿冶的回水塘有向外渗水、溢水的现象。2017年3月30日，县环保局甚至发现九江矿冶某回水塘溢流处接驳一根水管，有向外环境排放废水的嫌疑。

当地人告诉财新记者，2017年清明节，有村民去后山祭拜亡人，烧纸钱时不慎引燃茅草，火灾把矿山上用来抽污水的塑料管烧断了。副镇长胡世梅称，这之后矿上没有及时检修，污水造成下游农田的污染，“塘里的鱼也死了”。在他看来，这是2017年下半年镉米危机发酵的导火索。 上述信访回复文件还附录了2017年九江矿冶总排口历次水质监测数据，四次检测均未超过《铜、钴、镍工业污染源排放标准》。但财新记者发现，四次检测中有三次选择了工厂未开工时间。其中，2月15日、2月17日两次检测，工厂因春节放假尚未恢复生产；7月10日第四次检测又选在企业因雨季停产期间，且pH值未被记载。 2018年3月，财新记者实地走访，九江矿冶厂区内惟一的机器作业声来自污水处理厂。飞速旋转的机器带动石灰袋，不停倾洒石灰，与从山间矿井里抽上来的天然溶滤水混合搅拌。虽已停产，但矿上仍要处理矿井里的溶滤水，否则溢出的废水会损害井下设备。

一位女工告诉财新记者，工人目前“三班倒”处理污水。石灰与污水中和后，清水向下流入那条穿过其林村的沟渠，沉淀的底泥则会被抽到山半腰去“压泥巴”，进行后续的海绵铜生产。工厂已在去年8月停工，生产海绵铜是为了补贴污水处理的成本。 几个月前，这位女职工被招进污水处理厂上班。她的家在离选矿厂不远的叶家垄，家里的农田也被纳入每亩600元的赔偿范围。女职工抱怨：“工资好低，田全部被污染了，我们也没事干，只能来矿上干活。”

即将到来的雨季是一次考验。王子健告诉财新记者，这座新近投入使用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为800吨，原来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只有300吨，目前也在运行，但两座污水处理厂无法应对暴雨。九江从清明开始一直到7月都是雨季，年均大暴雨天数约为5天，逢暴雨天气，雨水就会裹着山顶废矿石中的重金属，流向山下农田。 柴桑区环保局局长熊家春坦承：“暴雨天气100%收集污水是不太现实的。从环保角度，只能要求企业加大检查频次，扩大污水塘容量，做到不满塘。否则一次暴雨来了，就会出现溢流现象。”

九江矿冶污染由来已久，其年限之长甚至超过了基层环保官员的年龄。“矿山开采那时候我还没出生。”2015年调任柴桑区环保局局长的熊家春对财新记者诉苦。近半个世纪里，九江铜硫矿与丁家山金铜硫矿迎来送往了一批批主人，其中有国企、乡镇企业，也有私人老板。 1970年，为了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九江矿冶的前身国营九江铜硫矿厂开始组建，1973年正式投产。黄有生1973年调来，是铜硫矿厂最早的一批职工。他告诉财新记者，当时铜硫矿厂是九江待遇最好的厂子。污染也从一开始就存在。正式投产前的1972年，由于矿井井口污水下泄毒死了下游水塘里的鱼，矿上当时还赔偿了贫下中农1万多元。时任九江铜硫矿矿长刘英伯后来在一篇探讨井口污水净化的论文《铜矿井口污水的工业净化》中还曾提及，这次事故“严重影响了工农关系”。 “工农关系”............

据刘英伯记载，铜硫矿排放的污水包括井下排出水和废石堆淋滤水。前者数量多，后者浓度大，外观呈淡褐色，pH值为2-3，对设备和管道的腐蚀能力很强，主要毒物离子为二价铜、二价铁、三价铁和硫酸根。 黄有生回忆，1973年铜硫矿投产时，废料直接排到下游的农田里，“基本没人管”。他说，那时把一块钢筋扔进废水里，个把俩月就没了。一年后，老百姓发现“田里不长东西了，连草都不长”，开始向矿上索赔。黄有生1995年退休，他工作的20多年里，“矿上每年都会给当地农民一点赔偿”。

2011年5月，离丁家山金铜硫矿只有500米不到的聂家村发生了一件大事。聂家村是丁家山村下面的自然村，住着约20户人家。矿山脚下还有三个水库。相关文件显示，当时村民用水库的水灌溉农田，却发现秧苗未出，稻种霉烂。聂家村民为此上访，经九江县环保局鉴定，村里的几个水库pH值均在2-3左右，农田的pH值也在3.5左右，部分农田中铜、锌、镉严重超标。 县环保局当时分析，污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山顶上品位较低的硫矿石露天堆放，雨水淋浸产生高浓度的酸性废水，对下游水库构成威胁；二是矿区废水收集系统因多年无人管理遭受破坏，污水处理设施一直停止运行，使得矿区雨水、污水随地势外流。 聂家村人纷纷把自家耕地的牛给卖了。聂老五告诉记者，南方水牛夏天喜欢泡在水里，村民们担心牛会中毒死掉。“一头牛当时值一两千块钱，死了损失就大了。” 2013年，聂家村民与九江矿冶签订合同，后者赔偿前者每亩农田600元钱。但在协议书中，九江矿冶强调，是在“历史上的确产生污染未赔偿的情况下，愿意帮助村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聂老五回忆，从2015年开始，矿企老板还动了山上的尾矿，将其以8块钱每吨的价格卖掉了。为此，村民还同矿里干了一架。因为村民担心水土流失，以及洗金用的氰化钠被翻动后，雨水冲刷下来造成更严重的污染。 果然，聂老五说，尾矿被扰动后，下大雨时矿上流下的水“浑得像黄河水一样”，流向农田和水库后，水里的鱼全都死光了。王子健也向财新记者提到，本来尾矿已经固定，上面长了草，后来“弄松了”，下雨被冲刷加剧了污染。

2017年11月17日，九江矿冶被勒令停产三个月后，其企业法人由易斌变更为易怀东。次月中旬本该是每年九江矿冶向村民支付赔偿费用的日子，但其拒绝赔付。易怀东对财新记者说：“现在我都停产了，为什么要赔偿？矿山污染是谁污染的？当地老百姓应该很清楚，（矿是）上世纪70年代开建的。我们不造成任何污染。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他也否认九江矿冶动过山上的尾矿，对于以后的污染治理费用，他称：“谁污染谁治理，要我赔可以，你要拿出依据来。现在企业停工的损失谁来赔偿？我是冤枉的，我还要上访呢。” 九江矿冶一直强调，污染是历史形成的。比如2015年九江矿冶的评估报告中称：“由于历史上环境的污染，已造成九江县港口街东湖渔场、生机林村的农田长期无法养鱼和种植。” 据财新记者获得的信息，从2014年开始，九江矿冶曾多次要求市县政府就矿山污染问题施以援手。比如在2014年由易怀东签发的一份《关于治理环境污染遗留问题的报告》中，九江矿冶写道：“由于两矿历史上经数家企业无序开采，废弃、遗留的安全隐患、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问题严重积淀，导致我司矿山经营建设、发展和环境治理举步维艰。”

闭矿难题。2017年11月14日，柴桑区环保局发布《关于“江西九江出现疑似污染大米”有关情况的回复》，称将“按有关程序启动永久性闭矿工作，并对矿区进行生态修复和植被恢复”。 但永久性闭矿并非易事。企业关停首先涉及合法合规问题。据财新记者了解，九江矿冶目前正在积极运作复工，理由是自己环保手续齐全，哪里存在环境问题，整改达标即可，不应无故关停。 谈到永久性闭矿，易怀东称他会“依法办事”。“总有说理的地方，我是按照环保要求来做的。我们已经承诺过，我造成的污染我负责任。但历史的东西怎么说？” 易怀东说， “从企业角度，我们肯定要求复工”。“企业方一直认为自己是在背历史黑锅。”九江市环保局副调研员王新民说，作为环保部门，关停企业的矿产需合法理由。 对于基层政府——柴桑区和港口街镇政府来说，关矿也是巨大的难题。

“区里巴不得这家企业早点关，落后的企业、低品位的矿山，不仅没给政府带来就业、税收，还把环境和群众利益搞得一塌糊涂。”柴桑区环保局一位人士对财新记者说。但他也承认，关停工作的进展不力。 当地政府对当地的采矿冶炼企业主体，也是看碟下菜啊，不产生效益就巴不得关了，效益好就苦一苦百姓

九江市环保局一位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柴桑区环保局宣布永久性闭矿，是在去年11月舆情激烈之下作出的紧急应对措施。文件显示，11月13日，港口街镇政府曾向县政府打报告，恳请永久性关闭丁家山金铜硫矿，第二天，区环保局就发布了闭矿的声明。“九江矿冶没有给过镇政府一分钱。2015年给区里交了150万税收，前后都没有。”港口街镇政府一位官员称，“但这是家市属企业，我们没有权力关”。 工商资料显示，九江市国资委目前仍占九江矿冶16%的股份。“区政府要关闭一个市里有参股的企业，不知该如何推动。从区政府角度，希望市里面来牵头。”一位当地官员说。 在操作层面，如果区政府下决心闭矿，九江矿冶一定会提出相应的企业补偿、职工安置要求。基层政府现实的难处在于，拿不出钱来补偿——不仅没钱补偿企业和职工，将来也没钱补偿农田已经被永久性破坏的村民——每年九江矿冶会赔偿382亩农田的禁耕损失，关停意味着这笔赔偿款也没了着落。 “柴桑区没有什么工业企业，都靠土地财政，高额的补偿费让政府下不了决心。”上述市环保局人士说。财新记者获得的文件显示，2015年，九江矿冶与东湖渔场、生机林村仍承继执行原九江矿冶签订的赔偿协议，每年赔偿费23.16万元；与丁家山村、刘仓村签订污染赔偿合同两份，年赔偿费17.62万元。

“关与不关，其实都是一个矛盾。如果关了，后续对老百姓的赔偿要镇政府兜底，今年的钱今年能挤出来，明年又该怎么办？”胡世梅说。 关停九江矿冶也意味着政府税源的流失。工商资料显示，九江矿冶2013-2015年尽管年年报亏，但还是分别有387万元、392万元和487万元纳税额。易怀东对财新记者称，这些年九江矿冶不赚钱，“钱都用在就业、环保、税收这些社会效益上了”。 而从矿藏的开发利用角度，两座矿山还有开采价值。2013年12月江西省环境科学院编制的两份矿山环评报告指出，按照每年12万吨及10万吨的开采量，丁家山金铜硫矿和九江铜硫矿的服务年限分别还有13.7年、12.8年。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政府也没有下定要关停矿山的决心，环保部门能做的，就是在企业整改没到位之前，一直使其处于停产状态。

漫漫修复路。永久性闭矿的承诺难以兑现，2017年11月政府的另一承诺——“对矿区进行生态修复和植被恢复”，难度更超乎想象。 “这个企业，从国企到改制几易其手，钱被前面的人赚走了。治理的资金之巨，也是地方政府不能承受之痛。”王新民对财新记者感叹。 去年11月后，港口街镇政府在丁家山金铜硫矿上划了约15亩裸露山体，进行高羊茅草种植实验，其做法是先覆土，然后播撒草籽，之后再覆一层膜。“说实话，能不能长出草来我也没有信心。”胡世梅说，这样做的目的，一为“让老百姓看到政府在行动”，二是为守住矿山上的尾矿，避免再次人为扰动。财新记者3月下旬实地看到，一片嫩草已经探出了脑袋。但王子健称，这种方法代价高昂，光15亩草地种植就花费了20万元。在当地人看来，这已是一笔巨款，2017年该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3208万元。

镉米危机发生后，九江市环保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把江西省环保厅拨给九江的1400多万元土壤污染治理拨款全部用到了九江矿冶周边污染治理上。按此前的计划，这笔钱要由各区县自行申请，按多个项目均分下去。除了这1400多万元，九江市环保局还拨付给了柴桑区80万元的前期启动资金。 但这笔“巨款”相对于即将要花费的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成本是“杯水车薪”。熊家春告诉财新记者，根据怡杉环保的初步报价，治理费用大约需要1.5亿元人民币，大大超出了基层环保官员的预期。 王新民介绍，2017年11月镉米危机舆情发酵时，柴桑区按照应急工作的要求，直接指定怡杉环保作为第三方调查机构，没有走常规的招投标流程。怡杉环保当时获得了一份委托书，但两方并没有谈拢价钱。 熊家春说，当时舆论压力大，情况紧急，而怡杉环保是江西省土壤重金属治理领域有实力和经验的单位，区环保局同市环保局会商后，指定怡杉环保作为第三方调查机构。 舆情也算政府的一类KPI

怡杉环保在污染区采集了4个区域、242个点位、415个样品，包括废渣、废石、土壤、渗滤水、地表水等9个不同种类，最终检测工作于2018年1月25日左右完成。2018年3月，结算前期调查及编制治理方案费用时，怡杉环保初步报价650万元，这大大超出了政府的预计。 王新民说，柴桑区环保局原准备用市环保局拨付的80万元前期启动资金来做这件事，“区环保局领导一下子懵掉了，没想到这么多钱，当时也没签协议”。 但怡杉环保认为，自己承担了很大的工作量。王新民转述碰头会上怡杉环保的话说，“取了这么多点，光检测土壤就几百个样，还要联合其他第三方监测机构，我检测费用就花了200多万元”。 据财新记者了解，目前几方对前期调查费用还未达成一致。前述原定于3月22日召开并公布检测结果的“工作推进会”，也 “由于第三方公司无法参会”而临时取消；怡杉环保对污染区的补充采样，迄今也未成行。 据了解，九江市环保局已要求柴桑区与怡杉环保就调查费用签订补充协议，并请财政等相关部门对650万元的费用进行财审。 按照市环保局计划，4月底，各方要将治理方案交给专家评审。怡杉环保向财新记者介绍，其修复方案主要分三部分：污染源控制、土壤修复及生态恢复。在其1.5亿元的方案初步报价中，钱主要花在了污染源控制和土壤修复上。 对于丁家山金铜硫矿上裸露的矿渣废石，怡杉环保建议，按照国家规范建造一座固废填埋场，并进行防渗、雨污分流及表层的绿化；对九江铜硫矿选矿厂附近污染较重的农田，怡杉环保欲采用“换土”方式修复。但它同时强调，如果专家认为成本太高，也会另想他法。 陈能场告诉财新记者，农田换土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有一些案例，但也面临着成本昂贵的问题。日本“痛痛病”案例中，政府在神通川流域换土863公顷，耗时33年，花费了407亿日元。由于费用实在太高，最后由污染方三井公司和各级政府分摊，三井公司承担了39.39%。怡杉环保并未透露具体的换土面积，仅称“面积不大”。对换下的土壤，怡杉环保计划将其运转至固废填埋场。

对基层环保官员来说，这些工作都是极大地的考验。“整个镇环保办就我一个人，还是法律专业毕业，好多东西得上网学。”王子健说，他在土壤重金属污染方面的很多知了识，都学自田静这样的环保志愿者在网上发表的文章。 “冤家路窄”啊

《九江镉米公益诉讼案将开庭 求解环境欠账谁埋单》2018年。生态欠账谁来还？放眼全国，不少地方都陷入了这种污染无人埋单的“怪圈”。即很多环境污染事件最终会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需要靠政府兜底。而基层政府往往又因无力支付巨额费用，将环境修复工作无限期拖延下去。九江镉米一案中，九江矿冶有限公司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曾经历国企改制、乡镇企业开采、私人承包等。公司现任法人易怀东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也多次强调，污染早已存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后记。 一、谁是代价？纵观上文中污染案例，大都是以前采矿冶炼中的不规范操作导致的污染，现在不能说没有，但是在环保执法力度愈加强力的今天，相比过去好很多了。对于受污染地区的人民抱有同情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待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需求的增加，以及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我们的各行各业在供给侧都在进行粗发式的发展，像采矿冶炼尤甚，至今我们某些爱国媒体还自豪于中国稀土的垄断地位，但背后代价确是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那些污染区的百姓被病痛折磨的场景，有谁会提起？

扩展到其他行业，陕西山西内蒙的煤资源，简直是资源魔咒的典型，前几年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多少不是和煤、当地黑社会相关，有些极端情况下百姓脚底下守着丰富资源，却落个无家可归结局。一些煤资源丰富的县市，官员躺在煤矿上吃老本，百姓以进入工厂为荣，行政区内各种大手笔的民生福利，但遇上资源品价格下跌，仿佛当地的天要塌了，等资源枯竭后，上下一脸茫然。看看以色列、新加坡这种资源匮乏国家，中国石油资源不够丰富高度依赖进口，是福是祸真是难说。

再延申到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人均居住面积确是在逐渐增加，但是地方政府对卖地收入的高度依赖挤压多少其他行业发展空间，如今卖地收入下跌，各种其他创收手段令人不齿。

如此种种，并非在否定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看到他人的不幸，不应暗自感叹侥幸，大家都有可能是代价。重金属污染区种植的镉大米，谁敢保证自己没有吃到过。开采冶炼行业的粗狂发展，那些一个个事故中不幸去世的人，又是谁的父亲。更不用说高房价下蜗居的我们了。

如今，我们正由高速发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关注的一个互联网博主曾评价一线城市因房价放开户籍限制时提过：发展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不发展也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愿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父辈和我们，是最后一批代价。

二、财新的价值。如上引用的内容，大部分都让局外不知情人感到震惊，但是相关主题去互联网上搜，其他媒体进行正经严肃报道的几乎没有，但这并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或许这也是财新付费模式的底气所在吧，免费就就是最贵的，最适用于新闻业了。

三、谁付出了代价。“你以为的岁月静好，都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不如说“一切皆有代价”。随着这几年的成长，越发羡慕新加坡的社会环境，但是正如上面这几篇文章中提到，好多资源密集型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代价都是开采、开发后的一地狼藉，和无力搬迁的当地人在长期忍受各种污染。

在这里不禁想到，新加坡作为资源匮乏的小国，又经历过英国殖民，现在成功转型为高度法制化的国家、能在当下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选择保持中立，这一路走来又经历了多少的代价呢？

最近几年大量国人移民新加坡，当局被迫提高门槛，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有机会进入这种什么都给你发展完善好了的社会，付出这点门槛，就当是新加坡前几代的国人给你趟路了。

另外说些不正确的话，有些反贼经常调侃，你爷爷一失误，我爷爷就要饭。有些时候多少人的命运就被掌握在那一个个办公室办公厅委员会出台的政策手中。

经济学家江小娟在《江小涓学术自传》中提到，曾经政府内部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取舍有激烈讨论，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最后还是一号位亲自拍板，选择了环境保护。

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重工业高速发展到今天，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下降是客观经济规律，此时转向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是应然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