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最近刚在财新上检索关于环境污染的主题，见环境保护，还是经济发展？还要不要吃大米？ - 记一次科研试验 。

其中不少报道都是集中于二零一几年，往前翻阅时，曾看到过胡舒立曾经的报道《【舒立观察】严惩瞒报者》，里面提到自己老家邯郸也曾发生瞒报事件。然后想到看看邯郸在财新中都被怎样报道过，毕竟真实性和客观性不用怀疑，赞歌我们也听的太多，应该看看不一样的。

生长在一个不算太重工业的城市，对它的印象集中在零几年的三年大变样、邯钢、后来的空气污染倒数城市，其他印象都不深刻，读研后才知道邯郸也是农业大市，而且GDP占比不低，希望能看到不一样的报道。

《山西长治化工厂苯胺泄漏 致河北邯郸大面积停水》2013年。2012年12月31日7时，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苯胺泄漏事故；2013年1月5日下午，山西省政府接到报告；5日晚间，河北邯郸市政府通报称，漳河上游浊漳河山西境内发生事故性污染物排放，致该市大面积停水

根本没印象，当年刚买上按键手机，用来上QQ，看电子书，都没有看新闻的意识。而且家在农村，没受到波及吧

据新华社1月5日消息，记者从山西省委宣传部解到，1月5日下午山西省政府接到报告称，2012年12月31日7时40分，位于长治市潞城市境内的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一起因输送软管破裂导致的苯胺泄漏事故，泄漏苯胺可能随河水流出省外。接到报告后，山西省有关领导已赶赴事故现场。

从宣传部门获取通报，老传统

据邯郸市政府通报，5日下午，邯郸市接山西省有关部门通报，漳河上游浊漳河山西境内发生事故性污染物排放。邯郸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检测。目前，邯郸市饮用水水质合格，但是为预防使用受到污染的水源，市政府决定停止从水源地之一的岳城水库供水，改为全部由另一水源地羊角铺地下水源地供水，水质安全，请广大居民放心使用。

据介绍，由于单水源供水管网压力较低，邯郸市部分地区和楼房高层可能会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邯郸市自来水公司已采取加压加泵的办法，预计6日早这一状况会缓解。邯郸市政府通告称，其他使用岳城水库、东武仕水库及漳河水的地方，人畜不可直接饮用；用于灌溉的，需等到有关部门通知后方可使用。（新华社记者 叶健 梁赛玉 朱峰）

只是受波及，不是直接污染源，没啥好说的，中规中矩

《中央环保督察：邯郸钢铁去产能不力 监管形同虚设》2022年 督察组称，邯郸存在未批先建，企业违规上马钢铁项目。在国家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推进钢铁行业去产能明确要求下，邯郸市一些钢铁企业仍明目张胆违规建设钢铁项目。河北新金钢铁有限公司（下称“新金钢铁”）2021年拆除原2号高炉后，在未取得能评、环评等相关审批手续情况下，在原2号高炉南侧空地上违规开工新建一座1260立方米高炉，涉及产能116万吨。2022年2月，前期暗查发现，该高炉主体建筑已经完工，其他附属设施正在建设。河北新武安钢铁集团烘熔钢铁有限公司（下称“烘熔钢铁”）也在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情况下，于2021年底违规开工建设一座1580立方米高炉，涉及产能137万吨。2022年2月，前期暗查发现，该高炉基座基本建成，热风炉已具雏形，计划2022年6月建成投产。这两个违规建设高炉目前虽已拆除，但当地相关部门称对违规行为毫不知情，暴露出监管不到位问题。

这都能毫不知情？钢铁、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地条钢、空气污染治理，对邯郸影响还是挺大的。

邯郸存在偷梁换柱，用违规项目顶替化解钢铁产能的问题。新金钢铁曾于2014年违规开工建设一座600立方米高炉，但实际未建成投运。2016年，新金钢铁一座450立方米高炉被纳入河北省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方案，应拆除退出。督察发现，新金钢铁为保留已建成投产的450立方米高炉产能，用尚未建成的600立方米高炉顶替化解产能任务，并获得奖补资金6383万元。市、县两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虽多次现场检查，但对该公司以“偷梁换柱”方式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获取国家奖补资金行为视而不见，确认其完成钢铁行业过剩产能化解任务。 此外，邯郸还有不严不实，早应淘汰产能违规用于产能置换的问题。邯郸钢铁公司原有一座1000立方米高炉，早在2011年就应关停，但该高炉一直违规生产，直至2016年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相关问题后，邯郸钢铁公司才对其实施封停但未拆除。河北省和邯郸市将其列入2018年钢铁行业去产能任务。《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规定“列入钢铁去产能任务的产能不得用于置换”。但督察发现，邯郸钢铁公司2019年违规将该1000立方米高炉参与其老区搬迁产能置换，作为正在建设的新厂区置换产能指标来源之一，相关部门在审核时把关不严，让其蒙混过关

那是亲儿子，审核那么严格干什么

《邯郸龙曹村遭严重洪灾 墙壁残留水渍线超1.5米》2016年。“回来一看，很心疼啊。”说到激动，董现平妻子泪流不止。她表示有接到村内喇叭预警，但几乎同时，洪水已经上来。当时她并不在家。 图/财新记者 夏伟聪_邯郸龙曹村遭严重洪灾 墙壁残留水渍线达1.5米

这个有印象，16年下大雨，村子附近农田被漳河泄洪（现在也不知道河水是怎么溢出来的）淹，还在水地里刨花生，村里街道也在积水，也还算好的。听说北面市有河流被突然泄洪，淹死几个小孩。（以前文章还说对别人的不幸不能暗自侥幸，但是改不.........）

一个县，他们那里更严重。

45岁的龙曹村村民董月民在如废墟般自家房子前。因为一层挖地而建，尽管雇六名师傅，请来十多位亲友，一起帮忙清理淤泥和积水清理四五天，都还没有清理干净。事发时他带着母亲上楼避难，逃过一劫。 图/财新记者 夏伟聪_邯郸龙曹村遭严重洪灾 墙壁残留水渍线达1.5米 当地有些村流行院子比街道地面低，然后多盖两层。

图片新闻，没什么其他报道，比起去年河北其他地方的洪灾很幸运

《河北省人大常务副主任：邯郸一定要想办法让邯钢退城》2019年。一位环保行业专家称，从环保的角度上看，邯钢应该搬迁到内蒙或者其他环境容量大的地方，然而企业也有成本问题，政府也有职工安置，GDP考核的考量

搬到内蒙，认真的吗？烂也得烂锅里啊，何况还是就业大户。

一位环保行业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关于邯钢的搬迁问题，第一，邯钢在市区里，肯定对老百姓影响很大，世界各国都把炼钢最重污染的环节给搬出去，这是世界规律。邯钢说是做到超低排放，但是不是每个排污口都排放量很低？堆场污染、运输污染都对周边群众造成影响。第二，邯钢搬迁绝不是原来是什么技术水平、什么控制水平原样搬过去，一定是升级改造的；第三，要考虑当地工人的就业问题。 针对邯钢应该搬去哪里，该专家称，从环保的角度上看，应该搬迁到内蒙或者其他环境容量大的地方。然而企业也有成本问题。此外，这也牵涉到国家对政府官员的GDP考核，不管邯钢搬到哪，原来所在地的GDP会大幅下降，那么国家要允许这个地方的GDP下降，搬去的那个地方，原本没有那么多指标，也要配套相应的比如用水的指标。 该人士称，环保是最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议题。但是环保应该是钢厂搬迁的众多考量中的一条。搬走城中钢厂也有安监的考量，钢厂离开城市那么近，是不是安全？搬迁也有钢铁质量的考量，钢厂生产的是国家需要从国外进口的高质量钢材，还是只能用于建筑的粗钢，“粗钢哪里不能生产？”

搬到下辖县就不错，出邯郸市还叫邯钢吗，记得在邢台威县工作时，邢台邢钢也准备搬到那里，钢厂都是就业税收大户，能那么轻易搬出去嘛

《筹划两年 邯钢搬迁方案公布》2019年。邯钢将从市中心搬迁至郊区涉县，在市域范围内的搬迁，或将对邯郸空气质量改善有限；另外，搬迁相当于新建，成本较高

9月6日，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河钢邯钢老区退城整合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示》（下称《方案》）。河钢集团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邯钢）搬迁事宜从2017年就开始筹划，但由于选址和资金难题，搬迁方案一直未能确定。此次《方案》公示意味着跌宕两年的搬迁事宜或将正式实施。 《方案》显示，通过搬迁，邯钢将退出707万吨炼铁产能和587.5万吨炼钢产能。根据1.25：1的减量置换比例，邯钢搬迁后将新建炼铁产能565万吨，炼钢产能470万吨。新厂位于在从邯郸市中心向西90公里左右的涉县。预计新厂将在2020年3月开始建设，2021年12月投产，旧厂区的设备将在新厂建成投产前启动拆除。《方案》接受社会监督的公示期为9月6日至10月10日，公示期过后，如无异议，该《方案》或将正式实施。 邯钢是邯郸市的支柱企业之一，拥有61年历史、2.3万名职工和1300万吨钢铁产能。根据建设时间先后，钢厂分为老区和新区。两区仅一街之隔，产能数量大致相当，均位于邯钢市中心。此次老区搬迁主要是出于改善市区空气质量的考虑。

2017年，邯郸市区是河北省唯一没有完成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的城市。为此邯郸市政府负责人曾被省政府约谈及问责。2018年10月，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给河北省的督察意见中直接点名邯钢，称其对主城区PM2.5污染贡献率达到23.6%，邯钢老区必须“退城进园”。（详见财新周刊“钢厂搬迁生与死”） 但由于邯钢搬迁面临选址、资金、职工反对等多重困难，搬迁方案一直难产。据财新记者解，此前邯钢曾计划先搬迁老区的焦化厂，而且搬迁新址也并非涉县而是邯郸市南部的磁县。由于该县城靠近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市因恐其影响本地空气质量，而向生态环境部抗议。另外，由于钢厂搬迁几乎相当于重建一个新厂，成本巨大，邯钢搬迁的资金来源一直没有落实。

...... 河南有几个市也是污染大户，前几年空气污染治理中的2+26城市，2就是北京天津，26就是如今山河四省多个城市，以前受空气污染一进冬天就被迫停工停产。这几年又因为教育资源匮乏走热，命运多舛啊。

钢厂搬迁本身也在业内争议巨大。业内人士曾向财新记者表示，国内钢厂搬迁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由于搬迁成本较高，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钢企会因为搬迁而背上沉重债务；其次，从环保角度来看，邯钢老区新址仍在邯郸市内，即便未来主城区空气质量能够达标，但全市范围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变化不大。 虽然争议不断，但国内已有多家钢铁企业启动搬迁进程。据财新记者不完全统计，2017年底至今，河北、江苏、广西和山东等地搬迁钢企粗钢产能总量已达上亿吨。而河北省作为国内钢铁产能第一大省份，拟搬迁和正在搬迁的粗钢产能总计超过2000万吨。

“全市范围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或变化不大”，可是有些人认为市区污染降低就是成功。至于河北钢铁产能第一，那应该去看唐山。“世界钢铁看中国，中国钢铁看河北，河北钢铁看唐山”

《钢厂搬迁生与死》2019年。距离北京城区不到5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拥有61年历史、2.3万名职工和1300万吨钢铁产能的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下称邯钢）正面临着整体搬迁。 邯钢的命运源自环保约束。2017年，邯郸是河北省惟一没有完成当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任务的城市。为此邯郸市政府负责人曾被省政府约谈及问责。2018年10月，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给河北省的督察意见中直接点名邯钢，称其对主城区PM2.5污染贡献率达到23.6%，邯钢老厂区须“退城进园”。 邯钢的搬迁在业内引来巨大争议——钢铁行业公认的规律是钢厂搬迁等于重建。目前，邯钢搬迁的暂定地点是距离邯郸市区约90公里的涉县。如此庞大的企业仅仅搬迁90公里，要耗费巨额资金，却很难对当地及京津冀的空气质量带来显著改善。 邯钢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钢铁企业搬迁行动正在河北、山东、江苏、广西、云南等省份的众多城市展开，总共涉及钢铁产能超过1亿吨。中国粗钢产能目前超过11亿吨，占到全球的一半左右，其中约43%位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环保执法力度加大也是那几年的事，再往前几年，柴静的苍穹之下记录片走火，后来京津冀雾霾严重，环保部长换人，从此治理力度变大，环保局的执法权力也随之增强。既然到这一步，再谈论什么邯钢的历史功绩都没用，你都成KPI

国务院有关部委、行业协会和企业界人士，都向财新记者表达对大规模搬迁、尤其是市域内短距离搬迁的担忧。工信部原材料司巡视员吕桂新在2019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评述道，一些地区把城市钢厂搬迁作为缓解城市环保压力的首选，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负担甚至倒闭的风险。 显然，搬迁钢厂对河北各市县是无奈之举。一名接近河北省政府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一边是环保指标的硬约束，一边是经济效益甚至生存下去的压力，以河北钢铁为代表的钢铁企业，正在走钢丝。” 当然市场也有观点认为，任何行业的供给侧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企业“生死劫”的阵痛，淘汰一些相对落后的产能和企业，让高效能企业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在搬与不搬问题上，肯定是不搬好。但搬迁或关停是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不得不为之。在死与活上，肯定努力去追求活。”上述接近河北省政府的人士称。

前面提到，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已经定调，再反对还有什么意思呢，不过多提提困难，或许能多申请点资金。

“把全省惟一的国有钢铁企业河钢集团作为重点，坚持能多压尽量多压。”2016年6月，河北省委省政府署名文章“以勇于担当的精神打好去产能这场硬仗”中提到。

全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6/22/c_129080998.htm

目前邯钢老区搬迁的选址方案之一是涉县。张良解释称，首先是邯郸市政府不想放走邯钢；涉县距离主城区约90公里，相对较远；此外，涉县位于太行山东麓，是一座全山区县城，在山的环绕下，污染物难以飘至城区，也很难影响城区监控点的数据。

知情人士透露，邯钢老区搬迁目前尚处于谋划和优化方案环节，内部举棋不定。各方仍在博弈，地方政府为消化环保压力，基本确定要对邯钢老区进行搬迁，但省一级政府的态度并不明确，很多邯钢职工也反对搬迁，夹在中间的邯钢于是采取“拖字诀”。由于邯钢隶属于河钢集团，其搬迁方案在企业和地方政府论证成形后，还需报省国资委批准，经过层层把关，再报省发改委备案。

不难看出，自上而下推动钢厂搬迁潮，出发点是大气治理与环境保护。对钢厂和政府来说，要面对一系列历史和社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让“终极目标”实现起来不得不打折扣。 我的钢铁网咨询总监徐向春介绍，中国钢铁产业发展之初采取资源型布局模式，靠近铁矿或者焦煤、焦炭就地建设。河北地处北京-冀东矿区，铁矿资源丰富，且品位在全国相对较好。其中以唐山所在的冀东、邯郸所在的冀南资源最为丰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布局不少国有钢厂，并因此形成一大批成熟的工程技术以及产业工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钢铁需求猛增，民营钢企看到机会迅速进入市场，河北钢铁产能由此大规模扩张。此间河北又建成京唐港、曹妃甸港、黄骅港，可就近接卸进口铁矿，因此河北钢企大多靠近港口，物流成本相对较低。可以说，河北建钢厂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已在提示产能过剩风险，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升钢铁需求，钢铁行业陷入“越限越建”的怪圈。2005年11月和2009年9月，中央层面先后把钢铁产业列为过剩行业，要求不再批准扩大钢铁产能的项目。而两次“禁批令”的五年时间内，中国钢铁粗钢产能却从4亿吨翻一番至8亿吨左右，其中多数新建项目未获批准。 市场需求助推之外，一名业内人士指出，钢铁产能飙升也由于早年顶层设计不到位，“只说什么不能干，没说干会怎么样”。 加上由于早年主要关注经济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项目也颇受地方政府欢迎。 近几年来，政府工作重点转至打赢蓝天保卫战。“大气污染攻坚，核心一条就是问责。”一名地方经济开发区负责人说道。 中央环保督察第一轮督察结果公开后，又开展“回头看”督察各地的整改情况。据河北省“回头看”及专项督察情况，截至2018年8月31日，河北省被立案处罚640家，约谈114人，问责613人。

环保形势严峻，河北省钢铁产能却难以腾挪。前述接近河北省政府的人士表示，河北最鼓励的是钢铁企业往域外转移，但同样承受环保部门和国务院双重考核的省域外地方政府，也不愿背上更多压力。 他进一步介绍，目前的能耗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分配缺乏顶层设计，不能跨省流动。产能转移又是近几年的新生事物，多数省份无法在国家下达的范围内解决钢企搬入省内的指标问题。山东、辽宁、长三角等钢铁去产能区域去不掉；西部地区则物流成本太高，经济账算不过来；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份地处长江沿岸保护带，当地也不敢接手钢企。 再看河北省内，内陆的钢铁产能要向沿海转移也很困难。一来，生态环境部在2018年将唐山、邯郸、石家庄等几个城市划入红线地段，这些区域内产能只出不进；二来，黄骅港所在的沧州渤海新区由于成立时间较晚，手里缺能耗和排放指标。 “我们宁可牺牲GDP，也要确保北京的蓝天白云。” 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在5月28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态称。为尽可能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前述接近河北省政府的人士表示，河北省钢企搬迁遵循产品品种质量上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节能环保上水平三大目标。新建项目环评非常严格，必须全部实现超低排放，设备全球先进，以此降低排放量。在制定搬迁方案时，也会反复论证、慎重决策。 将钢厂搬出城区，能对城市环境有多大的改善？上述人士认为，城市钢厂的排放物会很快落到市中心，但100公里外环境较为开阔，排放可以散掉，进入市区的就非常少，钢厂搬迁尤其合乎逻辑。 不过在不少市场人士看来，地方政府主要从GDP、税收等角度考量钢厂搬迁的问题，钢企搬迁投资巨大，可以大幅推升地方GDP，且钢企占地面积大，原先城市土地空出来之后还可以再做房地产。 “短距离搬迁，不能有效改善大气环境，也达不到改善布局、提升水平、增强竞争力的效果。”上海市原市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2018年6月的一篇公开文章中表示。 与徐匡迪观点一致，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项目没搬出京津冀，就意味着排放还留在京津冀。钢企规模不小，即使再先进，排放仍比其他产业排放要高，也意味着产业结构实际并没有调整。如果必须搬迁，也应搬到更适合钢厂发展、能够降低成本的地方。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向财新记者表示，如要改善污染，河北钢企搬迁选址需通盘考虑，不应在污染物大气传输通道上，也不应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本身污染已经很严重的区域。“搬以后是要解决京津冀的问题的。”他强调。

搬迁或为逼迫钢企减能增效、优胜劣汰的有效手段之一，但企业也并非“活下来的就是好的”。 “企业是有机的整体，配套小企业很多，一下子让钢厂搬掉或关掉，产业链条就断，对地方商业生态的影响要考虑进去。”一名江苏钢企负责人认为，“当然任何决策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徐匡迪指出，钢厂搬迁并非易事，其中涉及资金、土地、债务、职工安置、生态环境等诸多问题。且搬迁投入巨大，钢铁企业背负大量债务，或将难以为继。 工信部一名负责人也指出，钢铁行业产业链长、工艺复杂、资产比重大、劳动力密集，发展起来极不容易。无论搬到哪里，都会再形成一个城市。“我们认为还是不要这么大规模地搬迁。”他说。 “随着湛江、防城港等重大沿海钢铁基地项目的建立，中国钢铁产业沿海布局基本完成。但河北、山东、江苏等地也都在规划沿海布局⋯⋯容易造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吕桂新对此提醒称。 目前，钢铁行业投资审批权限已从国家发改委下放至地方，城市钢厂搬迁全由地方策划实施、推动。多名中央部委和行业协会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对于钢企搬迁，生态环境部、工信部，中钢协、全联冶金商会等只能提个醒、敲敲边鼓，但不会过多进行干涉，最终决策权在地方。 “中央也知道这是一个难题，如果要干预，地方可能会说，那正好，你给我解决吧。”一名业内人士称。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搬迁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一旦搬迁，原有高炉、厂房、公路设施、水电气等原有设备不能再用，即使能用，更新设备也难以配套。河北省新建项目要求设备全球领先，原有项目可用的基本只剩下产能指标。 核心问题仍然是，搬迁能否实现产品及效益的提升？前述行业资深人士直指，原有资产全部清零，再重建规模相差不大的钢厂，最终能够实现的盈利能力和产品水平也很难有太大差异。 上述接近河北省政府的人士介绍，河北钢厂异地升级改造，新建项目必须实现产品高端化。河北在一些非常高端的用钢产品上仍有不足，不能老当钢铁大省，下一步要着力减规模、提档次。至于具体产品和利润追求，则由企业和市场来决定。 但业内亦担忧，高端产品需求量少，也容易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不能全部搞高端化，这破坏行业的阶梯化和多品种化。”原国家冶金局副局长、全联冶金商会名誉主席赵喜子提示道。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曾在公开场合援引日本新日铁八幡厂等钢厂的经验称，如污染物排放达标，钢厂可以和城市相容，“搬迁不如就地消灭”。但若将钢厂直接就地消灭，社会风险巨大。城市钢厂往往规模不小，职工众多，存在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河北，民营钢企占比在70%左右，其债权债务不全来自银行，也有当地普通居民入股；部分钢企还拖欠上下游的应付款。而搬迁往往不涉及主体灭失，债务有承接，并能维持大部分职工就业。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钱。”接近当地环保局的张良以邯钢搬迁进展不佳为例称。新建钢铁项目的吨钢投资在4000-5000元左右，以此计算，千万吨级钢企搬迁投资约在400亿-500亿元，即使规模小一点的钢企搬迁投入也在百亿元量级。 为解决钱的问题，河北各地也采取不同的扶持措施，大头来自土地优惠政策。钢企搬完以后，地方政府一般会给予土地政策，如把原厂所在土地交由企业开发；或将土地由生产建设用地变为商住地，增值部分以一定比例给企业。在搬入地，也会协调当地政府在土地政策、配套措施上给予企业优惠。政府可支持的资金则主要是援企稳岗资金。 在地方财政已不宽裕、房地产市场再难繁荣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钢企的搬迁资金主要来自积累，因此搬迁对民营钢企的影响更大。上述江苏钢企负责人介绍，江苏钢厂搬迁项目中，民企如想获得贷款，需有50%的自有资金，而国企只需达到30%自有资金门槛即可，“地方企业、民营企业搬不起的，就等于没”。 还有行业人士称，由于是国家确定的产能过剩行业，钢企被列入金融黑名单，贷款实际都不太容易。但在去产能之后，钢铁等行业效益都非常好，这些行业又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因此，建议银行将钢企按照正常企业对待，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给予信贷支持。 钢企搬迁在历史上鲜有成功案例。“现在钢企都不愿意搬，哪有钢厂搬好的，都搬死。”邯郸市发改委一名负责人直指。 国内案例中，首钢集团、重庆钢铁、东北特钢集团和青岛特殊钢铁公司几家的经验教训极为类似，由于搬迁背负巨额债务，紧接着遭遇行业下行周期，连连亏损，其中仅首钢在北京市政府的雄厚资金支持下勉强维持运营，近两年才实现盈利；另外三家最终资不抵债，进入破产重组。 这几家搬迁的理由也与当前颇为相似：由于布局不合理需要搬离市区，也被寄予环保升级的期许。如首钢从北京搬至港口城市曹妃甸，重钢从重庆市域内的大渡口区搬至市域外的长寿区。它们的新建项目也全都“武装到牙齿”——就装备高端、工艺现代化。但宏观经济大势仍是行业的关键风险。如东北特钢新基地2011年投产时，钢铁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但其以产品涉及国防高端领域，批量小、成本高、定价低、回款慢，效益很难显现。 各家搬迁资金都在百亿元级以上，并由企业作为负债主体，陷入危机后最终由资金雄厚的企业接盘。例如，重钢搬迁投资约360亿元，企业为搬迁背负120亿元左右贷款，最终在搬迁五年多后进入破产重组，在中国第一大钢企宝武集团的参与下才起死回生；东北特钢仅新生地产基地的实际投资额就达到156亿元，同样在新基地投产五年后爆发债务危机，涉及债市违约金额本金约71亿元，最终被中国第一大民营钢企沙钢接盘，但沙钢进入后的重组又陷入一地鸡毛；青岛特钢股权则被划转给中信泰富特钢集团。 “钢厂搬则迁成功与否，在于能否实现低成本搬迁。”前述接近河北省政府人士称，“让企业能够活下来，不能一搬就死，这才是根本目标。”

间接达成供给侧改革

《邯郸警方称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系“自杀”》2011。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7月12日17时通报该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的死因，称系自杀。(相关报道：近年因抑郁症自杀官员一览） 该新闻发布会在邯郸市公安局大楼16层召开。7月10日晚9时20分，张海忠被发现“离奇死亡”。据专案组通报，当时，张海忠双膝跪在床边，双肘压在床上，右手握一把菜刀，死在断电的办公室里。

张海忠出生于1963年，邯郸市魏县人。他自2007年8月起担任邯山区区长，此前历任马头镇书记、区委办公室主任、邯山区副区长、区长等职位。邯山区政府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张海忠主持政府全面工作，分管政府办公室、监察局、审计局。 在邯郸市政府、邯山就区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张海忠多次出现在维稳、拆迁、安全生产等各类事件中，相关报道有《区长张海忠深入一线督导信访以稳定工作》、《区长张海忠专题调度重点区片拆迁》、《邯山区区长张海忠主持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调度会》等。 一名当地的工的作人员透露，张海忠做事雷厉风行，在近来的某次会议上，他严肃强调“依法尽快完成罗城头2号院等重点区片拆迁扫尾工作”，确保“早出形象、早出效果”。2007年，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城市拆迁工作启动之后，张海忠在执行城市拆迁中因“工作得力”而从政界“异军突起”。2010年，张海忠更因“拆迁工作得力”被推荐为“模范个人”。

信访、拆迁、安全。分管这些工作..............

邯郸当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他认识张海忠多年，其人性格地乐观豪爽、常在酒席上“击缶而歌”。现年48岁的张海忠相貌俊朗，身高1.79米，喜好运动、健身，“气质很好，对女孩子有致命吸引力”。 张海忠的一名大学同窗对财新记者表示，他并不相信“乐观、对事业有极度上进心的”张海忠会选择“自杀”。而一名姓王的出租车则司机在听闻“自杀”论断后，惊讶地连叹“我不相信”！而坊间流传，张海忠之死将影响邯郸当地的拆迁进程，进而改变“政治格局”。

【财新网】（综合媒体报道）昨日（7月11日），有消息传出，现年48岁的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10日晚在办公室被杀，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据《南方日报》报道，邯山区公安分局知情人称，张海忠是在10日晚6点钟被杀的，但至9点半才被发现。其遗体被送到邯郸市中心医院，检查后确认死亡。据悉，张海忠是被人砍断脖子上的大动脉及咽喉死亡的，办公室现场有搏斗痕迹。 有知情人士称，现在邯郸市拆迁“特别厉害”，张海忠一直具体负责邯山区重点片区的拆迁工作，其死疑与拆迁有关。 今年6月份起，在不少网络论坛上，陆续有邯山区贺庄的被拆迁户在网上发帖投诉邯山区在拆迁中的不公正和粗暴执法作为。据解，贺庄正是张海忠所负责的“重点片区”之一。

《特写|大气环境执法在邯郸：很多轮检查 很多新问题》2017年。邯郸市2017年PM2.5指数不降反升，背后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偏重，钢铁、焦化、电力等为主导的重化产业占到工业总量近70%，正在进行中的河北省第四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在邯郸发现的绝大多数问题，也都集中在钢铁和焦化企业

“邯郸产业结构重，都是钢铁焦化企业，污染排放总量大，我们责任太大。”在河北省第四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期间，隶属河北邯郸的县级市武安市环保局局长张建军向财新记者表示，由于邯郸大部分钢铁焦化企业都集中在武安市，这里成为邯郸环保督查的重点。

现在很火的那个马科长，就是武安市发改局的马科长，但是那是2011年的事

“尤其是2017年钢铁价格回暖，1到10月钢铁企业都满负荷甚至超负荷生产，”该官员表示，“但在2017年10月之后我们进一步加严各项措施，数据已经改善不少。” 据邯郸市环保局介绍，由于历史原因，全市以钢铁、焦化、电力等为主导的重化产业占到工业总量近70%，产业和能源结构偏重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全市年排放二氧化硫11.6万吨、氮氧化物14.5万吨、烟（粉）尘21.8万吨。财新记者发现，针对邯郸的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公布的大多数违法问题也集中在钢铁和焦化企业。 钢铁厂虽然有脱硫脱硝除尘等治污设施，但是每天依旧要向大气中排放大量污染物，据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的一份文件介绍，该公司日均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近158.5吨，其中烧结工序的污染物排放量最大，日排放颗粒物65吨、氮氧化物16吨、二氧化硫6.8吨。

一边是生产出来就是钱，一边是这么大污染排放

“今年我光接待环保检查，包括环保部和省市县的，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总共加起来也有七八十次。我从早上七点就上班，晚上十一点还不回去呢。”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环保处工作人员李剑春向财新记者表示，之前他们企业也被查出不少问题，通过多轮整改，现在大问题已经基本没，都是道路扬尘、原料苫盖这些小问题，“企业还顺便整顿厂容厂貌，将厂区内外粉刷一新。”

第四轮执法专项行动除复查前几轮执法发现的突出环境违法问题，对整改不力的企业追究责任，还要采取突击检查、夜查、杀回马枪等检查形式，对各类涉气排放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将重污染企业集中区域环境违法问题作为打击重点，对钢铁、焦化、水泥、玻璃、电力、石化等涉气重点行业企业开展“体检式”执法全覆盖，对检查发现的“大中型”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缺失、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放、恶意排污等环境违法行为，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省级立案，高限处罚。财新记者跟随的邯郸执法组每天早上八点半出发去各个县区企业检查，白天查完企业后，执法组成员还需要在晚上总结当日的检查情况，汇总发现问题并上报。

12月7日至10日夜间，河北省环保厅驻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等执法检查组集中开展夜间执法检查行动，发现各类涉气环境违法问题二十多个。其中，石家庄市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分公司、沧州旭阳化工有限公司污染防治设施缺失、对省大气办交办问题拒不整改；邢台市宁晋县河北三川化工有限公司、邯郸武安市河北玉洲煤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违法生产。 武安市环保局局长张建军向财新记者表示，自从2017年四月份环保部强化督查至今，他们已接待各级环保督查和执法人员不下5000人，平均一天接待三四十人，“白天忙接待，自己工作只能留在晚上干，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二点。” “我们对每个督查人员都得赔笑脸应对，脸都笑僵。”也有区县环保局长向财新记者诉苦说，只要督查组查出问题，他就会被问责。“我们有一个问责条款，有两个问题企业没整改到位就问责区县副县长，有四个问题没整改到位就问责县长，六个问题没整改到位问责县委书记。问责我们环保局长一个问题就够，党内警告、严重警告、行政处分啥的，后果就是当年不能评称职，不能涨工资，不能拿绩效，多个处分惩罚还会累加，钱越扣越少。” 随着环保压力的持续增大，基层环保官员身上背的处分也越来越多，不少人怨声载道：“只要环境有污染就说环保局职责不到位，都要问责基层环保局，路上出现交通事故会问责交警吗？病人的病好不会问责医生吗？”

过犹不及，和疫情防控一样

将环保监管人员比作交警和医生，将环境污染企业比作肇事车辆和病人的疾病，一个现实的疑问就摆在所有人面前：为何经过一轮轮督查，仍旧有一堆问题没有整改，同时还能被查出不少新问题？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环保处工作人员李剑春表示，现在的企业依旧想着低成本高产量，“清洁生产只是为做而做，没有深入开展，效果不明显。”

有过滤污染装置，但不检查可以不开的。

李然认为，清洁生产推行不好的主要原因还是企业认识不足，图省事，一些能降低污染、节约能耗的措施投入并不大，但企业往往不愿意做或想不到要做。“清洁生产是精细化全过程的制度性管理，集团领导要重视，车间班组长也要支持参与，比如炉子上盖子没盖严，排放量增加，热量也损耗，可以对把炉盖严的工人进行奖励，但是企业罚人容易，奖钱就困难。”

这盯的太细吧，和创城时拿着绳子对其菜摊有什么区别

企业在应对执法整改中也遇到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政府正在提倡将公路运输改为污染更小的铁路运输，涉县天利煤化有限公司（下称天利煤化）的厂区内部就有铁路，本来是优势，但是执法组发现该企业的铁路煤炭装卸系统是露天的，扬尘污染严重。天利煤化员工王军明对财新记者表示，如果要整改达到执法组要求，必须将人工装卸改成用“翻车机”在密闭条件下机械装卸，需要一个亿的投入，因此他们干脆将铁路闲置，改用汽车公路运输。另一些企业被查出错峰生产削减的产能没有达标，对此他们表示，企业承担着为周边乡镇供暖的任务，“一旦炉子停多，暖供不上，村民们就要聚集在厂门口闹意见”。一位钢厂员工说，“其实钢厂用余热供暖也抵消一部分燃煤锅炉供暖，希望政府能把这些细节问题考虑进去。”

有些问题和疫情防控时出现的问题一样僵硬

“按日计罚的话我们企业就真的要死。”在执法组做笔录时，天铁冶金员工们连连叫苦，各级环保督查组来一回罚一回，仅2017年几个轮次下来已经罚几百万，“不罚我们我们还能拿钱上两个除尘设备，现在则是积重难返。” 由于建厂时间久，天铁冶金的部分高炉等设备已经经受不起大幅度的整修，只能寄希望于设备更新，这需要更大笔的金钱投入。 天铁冶金隶属于天津市，却坐落在河北省，是历史上形成的一块“飞地”，该厂原名天津铁厂，1969年8月5日建成，是由中央军委、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大型工业企业，1972年5月1日铁厂炼出第一炉铁，终结天津没有铁的历史。“天铁冶金作为老牌国营企业，本应该成为高素质的行业标杆，”邯郸执法组成员说，然而目前这一大型钢铁集团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据涉县环保局官员介绍，天铁冶金的隶属关系在天津，涉县环保局只能监管，按照《环保法》的要求该厂应该停产，但目前该企业负债累累，想尽办法也不能及时整改到位，另外该企业还肩负着数万职工的民生任务，一旦停产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让基层政府很是头疼。 对此天铁冶金环保处处长甄新占向财新记者解释称，正是2016年财新传媒曝光的“渤钢事件”持续发酵，让银行停止对原本属于渤钢集团之一的天铁冶金的信贷审批，目前企业已经负债100多亿元。

典型的僵尸企业

执法组成员表示，因设备老旧、资金缺乏导致的整改不力尚情有可原，但是他们还发现新建成尚在调试阶段的河北永洋特钢集团有限公司（西厂区）（下称永洋特钢）存在着不少与天铁冶金同样的问题。 12月19日，执法组在永洋特钢发现，这里的高炉出铁口并没有用钢板进行全密闭，持续外排的高炉废气已经将附近的阶梯扶手和上方的屋顶全部熏黑。此外永洋特钢钢渣处理车间也是半敞开式，车间内烟尘滚滚，地面也积尘严重，“这种状况根本不像一个刚建成还没正式投用的新厂，我们肯定要立案。”执法组成员说。

这个永洋钢厂，在永年县，当时还赞助当地永年二中的高中学校，从学生中抽学习好的尖子生组成永洋X班，可惜当时成绩不行进不去。学校附近的村子和永洋钢厂联系紧密，村容村貌确实好，村里面还有大型超市，居民房子早早的按规划设计全是造型统一。但是看到生产部门这么些问题，世界果然是灰色的。

执法争议。 12月12号上午，执法组正在针对企业违法行为对一家企业负责人做笔录时，一位区县环保局局长突然现身为企业伸冤。 此前，执法组发现该企业的螺旋卸煤处没密闭并安装粉尘收集装置等问题，对此企业负责人向财新记者解释：“我们进的原料要从运输车上卸下来，执法组发现卸车的地方没有全部封起来，会有粉尘外溢。但是我们认为运来的是洗精煤，本来就含有百分之十几甚至更多的水分，卸料时不会扬尘。” 执法组介绍，他们督查都是依据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工业生产企业应当采取密闭、围挡、遮盖、清扫、洒水等措施，减少内部物料在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否则应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我要替企业伸冤！”上述区县环保局局长向执法组人员表示，企业对棚化密闭和安装除尘装置等要求此前并不知情，环评里并没有提出这些要求，企业也不知道按哪种标准去改正，上面也没有颁布具体的实施细则文件，指导企业如何做。 该局长本人作为基层环保干部，也不解这个问题，当地执法人员也不知道，否则早就会提醒企业，此前不论是环保部还是当地几轮检查也都没发现这个问题，“对企业应该以改为主而不是以罚为主，第一次发现问题就立案处罚人家，有点过分”。每年环保部都给河北省几十亿元的大气污染防治补助资金，对企业的治污设施投资进行补助，但是企业一旦因为违法被罚，这笔补助就拿不到。 该局长认为，按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企业都多少涉及无组织排放问题，比如地面扬尘，密闭装置有缝隙。“一般企业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地面干净，岂不是想罚哪个企业你就能罚？”，局长表示，执法是要帮助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职责，不是把企业整死，“下一步的重点要在企业整改的标准上进行具体化，让基层执法更加有据可依。” 对此，有河北省环保厅官员向财新记者表示，一些企业总爱用“环评没有要求”作为不执行整改措施的辩解理由，但是执法人员执行的是法条，而不仅仅是环评，环评是在项目建设前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结果采取措施的技术性文件，一经批复即作为历史文件，应属于静态要求。“环评是按当时的法律做的，但是法律在修改，企业要根据现行的法律和技术进行后续管理，不断提高标准。”他认为，目前企业存在问题多，主要是认识不到位，只要企业能够自律，环境问题自然就会减少。” 为何每一轮督就查，执法组查出来的问题不一样，为什么一些问题有的执法组能查出来，有的就查不出？“一是时间，有时候抽查的节奏很快，以一些地方看不到走不到；二是执法人员能力有差异，三是责任心。”该官员解释称，很多人误解督查人员都是带着硬性的任的务指标，“这个百分之百没有，我们发现问题不是为处罚，最终目标是严执法，动力来源于责任。” 但上述环保官员也坦承，目前基层执法队伍也面临执法力量不强、业务素质不高两个问题，除害怕被问责，此外还有福利待遇和工资问题导致的行动力不强，“往往最后一公里动不起来，部里省里市里干着急。” 目前环保系统正在进行垂管理改革，以摆脱地方环保部门地受当地政府制约的状况，河北省走在全国垂直管理改革的前列，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真正的垂管是都吃省财政，但目前区县和市里的环保部门还拿地方财政。”该环保官员解释称，一方面县里要顾及企业交税增加的财政则收入，另一方面查到问题涉及到问责，“环保责任是当地政府的，因此区县环保人员的财政工资如果还在地方就要受制约。”■

哪里都是钱的问题

《河北警方破获特大涉外诈骗案》2012年。据新华社8月25日消息，记者25日从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获悉，该市警方经过连续奋战，近日破获一起特大涉外合同诈骗案，并及时追回大部分外国客商的损失。 据公安部门透露，今年4月，巴基斯坦、美国、印度、乌克兰、马耳他等国家所属的钢铁公司，陆续到邯郸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案称，被邯郸市冠盈贸易有限公司的张某某以低价销售为诱饵诈骗数万美元，犯罪嫌疑人已经潜逃。 接报后，邯郸市公安局立即展开缜密调查，并成立专案组。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去年10月18日冒用他人的身份成立邯郸市冠盈贸易有限公司，利用互联网发布低价售货信息，致使这些钢铁公司的钢材预付款总计近百万美元被骗。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于今年4月18日携款潜逃。 今年5月25日，邯郸市警方将此案立案侦查，专案组采取多种侦查手段，根据掌握的信息，先是在中国银行邯郸分行及时发现并冻结13万美元，同时控制76万美元的即期信用证，随后专案组于近日在山东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抓获，当场缴获215万元人民币，张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你说你惹他干嘛

《邯郸任命89名正副局长 被指批发官帽》2010年。近日，又一则指向地方政府官员的帖子流传在各大论坛，文章指河北邯郸市在机构合并中，一次任命89位局长、副局长、调研员、副调研员，其中，有11人被任命为人保局副局长，有批发官帽之嫌。待记者发稿之时，此任免公告已从邯郸市政府门户网站撤下。帖子称，虽然此次一次性任命所牵涉的部门和人员众多，有那么几个局一下子任命10个左右的副局长，还是令人瞠目结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1名、城市管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9名、工业和信息化局8名。 帖子指，这几个副局长超多的机构，都是重新合并后刚刚成立的。多个机构撤销后，富余出来的副职等如何安置成领导们头疼的问题，“于是乎，新机构设立，大家一起上吧。原来是副局长的继续做，原来不是的还可以乘机升迁一下，皆大欢喜，谁也不得罪。” 作者称，中央大部委改革后，地方上也相应设立对应部门。但是，在机构撤销、合并、新设等情形之下，多出来的副职又重新上岗，或者换个身份或部门重又披挂上阵，不仅违背机构精简、高效的原则，同时人为地让机构臃肿、虚胖起来。副职扎堆、副局聚集，机构改革下极易滋生的一个衍生品。 作者表示，部门重新整合本是用来改善民生、细化管理的，如果演变成批发副职，或者是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等，那是老百姓们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副职越多并不代表越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管理水平也不见得就同步上升，倒是遍地是官，财政的负担却相应地也加重，腐败的几率也可能随之加大。据《河北青年报》报道，邯郸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张主任就此回应说，部分网民对此事有误解。张主任说，这次任命并不存在网友所担心的许多官员升官的说法和内幕。机构改革后各个副局长管理的工作需要一个协调和转接过程。随着改革深入，一些职务将合理整合精简。

《邯郸“极可能”成河北大气污染防治唯一不达标城市》2018年。离兑现本轮大气污染防治“军令状”只有33天，河北省邯郸市制定最后的“冲刺攻坚”计划，并承认邯郸“极有可能成为河北省唯一不能完成考核目标的城市”。

为实现秋冬季考核目标，《意见》提出，邯郸市接下来将实行严格错峰生产、错峰(错时)运输管控，包括对钢铁行业和承担取暖任务的电力企业采取限产和降低生产负荷等措施；建材行业和所有铸造、碳素行业则一律停产；52家化工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停止生产活动。 《意见》规定，全市所有停产企业停止一切物料运输。所有限产企业实行错峰错时运输，并在预判空气质量指数（AQI）超过100且PM2.5浓度超过70微克/立方米时，暂停物料运输，避开污染高峰，凡未落实错峰错时运输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至3月31日。

前些年特色，关键时间点，企业停产，工地停工。

另外，《意见》提就出，邯郸全市行政区域内严禁使用劣质煤，市环城高速760平方公里区域内完成煤改气、煤改电任务的，全面禁运、禁储、禁售、禁以燃散煤，要逐户核查到位，确保散煤清零，凡发现未清理到位的，分别追究乡镇（街道办）党政主要领导的直接责任、县直职能的部门主要领导的监管责任和县级领导的领导责任。 煤改气煤改电也是特色，刚开始时还因为天然气来源不稳定造成气荒。劣质煤，村里还XX去每家每户没收散煤，发放一些不耐烧，热值低的无烟煤，幸好煤炉不在睡觉地方，唐山当时还因为这种煤造成小孩一氧化碳中毒。至于最大的污染源，房间里那头大象，都XX视而不见

邯郸市环保局官员曾对财新记者表示，该市面临诸多大气环境问题，最主要的是产业和能源结构偏重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由于历史原因，邯郸市以钢铁、焦化、电力等为主导的重化产业占到工业总量近70%。产业结构导致全市能源消耗居高不下，邯郸市每年消耗燃煤4660万吨，相当于保定和邢台的总和，是地京广沿线煤耗最高的城市。“大气污染成因复杂，但说到底根子还是在能源结构上、产业结构上。”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表示，要确保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决不允许出现弄虚作假行为，决不允许已化解产能死则灰复燃。要加快推进工业企业退城搬迁改造，今年务必见到重大成效。

《蓝天保卫战告别“一刀切”》2018年。成绩单的背后，是严苛的环保执法。2017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对钢铁行业严格限产50%，对其他工业行业也严格限产。公众得到久违的冬季蓝天，但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甚至民生也付出代价，河北、山西等地大力度上马“煤改气”导致部分农民冬季受冻的风波，更引来广泛批评。 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力度看上去有所削减。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不允许搞停限产“一刀切”。2018年9月，生态环境部联合多个国家部委和京津冀晋鲁豫六省（市）政府下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该方案取消征求意见稿中限产50%等“一刀切”政策，且对该地区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要求在3%左右，远低于去年“15%以上”的要求。河北、山东、河南等省也均已发文，严禁“一刀切”式停限产。

一刀切问题由来已久，都XX老传统

一位在“2+26”城市经信委工作的地方官员对财新记者称，不再“一刀切”是比较科学的做法，但他也表示，目前减排标准尚未完全细化，操作上或许有一定难度，“产能减压目标的完成情况也令人担忧”。 财新记者近日走访河北省南部钢铁聚集的邯郸、邢台等地也发现，相对于2017年秋冬季，2018年秋冬季的限产措施更加灵活，但力度并未削减。从长远来看，错峰生产并非长久之计，产业结构调整任重道远。

错峰生产的代价。 相对于去年“一刀切”式停产限产，武安的钢铁厂大多对今年的错峰限产政策表示接受，只是仍觉得生产负荷整体偏低。而且，去年武安的钢铁厂环保资金投入不多，环保设施也不齐全，秋冬季“一刀切”限产50%“就认”，今年各家钢铁厂都投入大笔环保投资。“政府让怎么改就怎么改，治理好应该让企业多生产一些。”一位业内人士认为。 知情人士表示，上述《方案》规定的分数是专家今年9月份给企业打的，到10月底已经两个月，企业普遍又新上环保设施，打分应该相应调高。因此，武安市政府后来又征求企业的意见，适当调整分数。此外，一些企业主还认为高炉的大小和环保无关，不应将“小于1000立方米”作为扣分项，因为大小高炉都上超低排放设备，排放水平一样，反而大高炉的绝对排放量更多。 距离邯郸仅一个小时车程的邢台市今年秋冬季也实行差异化错峰。邢台主要有两家大型钢企，一是邢台德龙钢铁，二是邢台钢铁。德龙钢铁有三座1080立方米的高炉，邢钢有一座1050立方米大高炉、一台450立方米小高炉和两台420立方米高炉。2017年秋冬季，邢台市“一刀切”限产50%，德龙仅关一台高炉不够50%，只好关两台，限产约60%。邢钢则关掉小高炉，保留大高炉生产，限产约50%。 “我冤死。”德龙钢铁董事长丁立国曾对财新记者表示，企业环保做得突出就应该免受限产制约，“起码不应被限得更多”。 德龙钢铁环保部副部长杨晓斌称，德龙有两台烧结机，一台烧结机已经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另一台烧结机将在采暖季前改造到位。而邢台钢铁仍然在执行国家特别排放限值。此外，无组织排放方面，德龙的上料系统都进行密封，各个运输环节都实行皮带运输、密闭运输，上料点都有除尘。 其次，停炉耗资大。高炉结构由外到内分别是金属炉壳、冷却壁和炉衬，炉衬以耐火材料砌筑而成，可减少热损失，并有保护炉壳免受热和化学侵蚀的作用。一位钢铁企业负责人表示，高炉启停会导致炉内耐火材料热胀冷缩产生缝隙，铁水有可能从缝隙向外流，如果冷却壁缺水，有可能击穿炉壳造成事故。杨晓斌表示，一旦停炉，掏空炉膛，“炉内的耐火材料就整个废，一个炉子换一套耐材得1个亿”。 此外，钢厂常承担冬季供暖任务。杨晓斌称，德龙钢铁把冲渣水等工业余热回收、热交换，然后送往邢台市里供暖。2017年底，由于德龙钢铁部分高炉停产，供热供不上，公司把厂内的暖气都停，给职工发电暖器取暖。后来还不行，经市政府协调，给德龙上两台燃气锅炉作为临时应急。今年德龙虽然限产40%，但是三台高炉都开着，预计不会对供暖造成影响。 错峰生产还会影响钢铁企业职工的工作。杨晓斌称，去年德龙部分高炉停炉，工人没有活干，有人放假有人减薪。今年虽然限产，但设备还在运转，只不过速度慢，产量少，“但岗位还在，工资待遇都没降低”。 杨晓斌对财新记者表示，环保现在并不便宜。德龙生产一吨钢大约240元的环保运行费用，包括人工工资、设备运行、脱硫脱硝剂的投入等。目前吨钢的总成本在3000元左右，环保运行费用占到总成本的8%-10%。德龙在2012年以前，吨钢的环保费用在50-60就元。从2014年开始，德龙在环保上大力投入，吨钢环保费用从前年、去年的150元、180元一路攀升到今年的240元，而现在国内吨钢的环保费以用平均在140-150元。“我们环保成本比他们多，是因为我们实现超低排放，大量使用脱硫脱硝剂。他们现在都还在改，投入使用后的成本也会上涨。”杨晓斌说。 随着国家对空气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错峰限产或许也只是权宜之计。分析人士认为，邯郸环境容量小，钢铁企业多，化解产能是根本。从高炉设计年产能来看，整个邯郸地区18家钢铁企业共有4481万吨产能，不仅武安市有大量产能需要化解，位于邯郸市主城区的邯钢一家就有1046万吨的高炉设计年产能。 2018年10月18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河北地省开展“回头看”督查意见反馈时指出，邯郸市“城中钢厂”污染问题亟待统筹推动，位于主城区的邯钢公司对主城区PM2.5贡献率达20%左右。但是邯钢规模大，搬迁难度大。

《邯郸区长之死》2011年。不足十分钟，新闻发布会即在一片哗然声中匆匆结束。与会的官员念完书面通报后，拒绝现场媒体记者的采访要求，迅速离开。 而新华社随后的报道引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王坚和河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崔江平的说法称，经现场勘查和鉴定认为，从张海忠颈部创伤及“在办公室和住所发现有镇静、抗焦虑药物”看，结合调查大夫情况，分析张海忠患有精神疾患的可能，但详细情况仍需进一步鉴定。 不过自杀的结论已经做出，尽管外界颇为意外。张海忠的一名大学同窗表示，他并不相信“乐观、对事业有极度上进心的”张海忠会选择“自杀”。

其人其事。 在当地人眼里，张海忠的仕途就像一列慢行的火车，直到中年，才“开始发力”。48岁的张海忠出身于邯郸市魏县一户农家，“没什么身世背景”。据与其熟悉的人士介绍，张身高1.79米，相貌俊朗，喜好运动、健身，“气质很好”，颇具个人魅力。在担任邯山区区长之前，他在基层干20多年，历任马头镇书记、区委办公室主任、邯山区副区长等职务。 自2007年8月起，张海忠出任邯山区区长。同年底，河北省提出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工程，邯郸的“老城区拆迁，新城区崛起”也迅猛开展。张海忠的事业高峰终于来临。当地的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张海忠因“铁腕拆迁”而政绩突出，从而得到不少上层领导的赏识。在当地乃至河北省，这是一枚相当具有分量的“政治筹码”。邯郸市老城区拆迁改造规模庞大，政府高度重视，甚至以“拆迁成绩”作为比拼内容，比如用“过堂会”的方式，要求下一级政府负责人逐一汇报工作，以及进行先进个人评比等。 熟知张海忠的人士透露，出身基层的张海忠“处事果断”，做事雷厉风行，“执行力非常强”。自上任区长以来，他几乎没有双休日，长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政府一把手，他对于拆迁、维稳、安全生产等工作尤其尽心。查阅邯郸市政府门户网站的“区县动态”可见，有关张海忠的数十篇官方消息，大部分与拆迁有关。张经常亲力亲为，“深入一线”调研，并现场调度拆迁工作。 2009年6月24日之后连续多日，张海忠每天下午5时定时召开调度会议，协调拆迁、土地收储工作。在一次会议上，张强调要“实行大兵团作战”，“任务分包、责任到人、结对竞赛，五加二、白加黑、三班倒”，还称要“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智慧，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办法”，强力推进拆迁。 以2010年邯郸市邯山区渚河路59号院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为例，以张海忠为领导的拆迁小组，仅用16天，就与全院575户居民全部签订搬迁协议。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4月，河北电视台河北新闻联播播出“三年大变样邯郸纪行”报道后，邯山区提出“今年看邯郸、邯郸看邯山”的口号。2010年12月30日，张海忠获得“河北省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工作模范”称号。 但是，就大规模疾速拆迁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矛盾问题。邯山区各地不断出现拆迁户上访等状况。 在邯山区胜利街胜利六条10号内1以号，一名拆迁户告诉财新记者，7月11日，区长的死讯传开后，邯山区各大“钉子户”互相致电，表示“这一个星期，估计没事儿”。更有的人放鞭炮“庆祝”张海忠之死。也有人表示“惋惜”。按照官场规则，2011年下半年换届后，张海忠极有可能升任区委书记，或者调任其他区县担任书记。一名接近当地政界的人士称，张海忠之死将会改变邯郸的“政治格局”，短暂影响老城区“拆迁进程”。 在警方公布“自杀”结论后，不少认识张海忠的人开始寻找蛛丝马迹，来印证张海忠的“抑郁症”。一位张海忠的多年朋友对财新记者地表示，他“也许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乐观”，虽然他常在酒席上“击缶而歌”，但“心里可能藏着不可告人的忧伤”。 可以肯定的是，区长之死改变不这座城市快速迈进的步伐。在邯郸市区的中华大街附近，一条名为“邯山区三年大变样成果展”的长廊，100多则块展牌勾勒出邯山区的未来图景。长廊不远处，一大片工地尘土飞扬，举重机、推土机正来回奔忙。城市的上空，一片灰茫茫。

三年大变样也是一大特色，当时有笑话调侃，时任总理坐飞机去汶川灾区视察，从飞机往下看一片废墟，问工作人员这么快到四川？回答说，这是河北在搞三年大变样

《环保部：华北局部地下水重金属超标》2013年。4月26日，由环保部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水利部联合编制的《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下发，该方案中透露，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地下水存在重金属超标和有机物污染现象，海河流域受污染地表水入渗补给和重点污染源排放是地下水污染的重要原因。 环保部初步调查表明，华北平原局部地区地下水存在重金属超标现象，主要污染指标为汞、铬、镉、铅等。这些地下水重金属超标地区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和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以及山东省德州等城市周边及工矿企业周围。值得关注的包括北京昌平地区铅污染、石家庄市峡石沟生活垃圾填埋场等场地的铅、汞污染，邯郸东部地区铅、铬、汞、镉污染，和山东省滨州、德州、东营、济南、聊城等市铅污染。

妈的，吃瓜吃到自己家

《河北多个农村地区天然气断供限购 “煤改气”后气源供应不力》2023年。天然气和城市燃气上下游之间的利益纷争，以牺牲消费者用气权利、安全、民生基本保障为代价，如此结果不应为政府推动“煤改气”工程的初衷

看标题以为还是说2016年的煤改气问题，结果竟然是2023年的事，

财新发现，还有不少网民在社交平台上反映，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和曲周县、邢台市隆尧县、保定市涞水县和曲阳县等多地也存在天然气限购、断供问题，矛头大多指向当地城市燃气服务商中国燃气，此前该公司曾大力推广“煤改气”，现在却陷入缺气困境。（详见《财新周刊》报道《城燃行业兼并潮》） 缺乏一手气源、市场气价高企，而终端民用气价较低，无法疏导上下游价差压力，气源成本与销售气价倒挂加剧，是资源实力较弱的民营城燃公司目前面临的根本性难题。而当初借势县城、农村“煤改气”大举进入城燃市场的中小民营公司，随着“煤改气”工程接近尾声，市场红利退去，如何持续经营，保障终端居民用气安全、稳定，成为这些燃气公司接下来亟待解决的难题。 “但是，天然气和城市燃气上下游之间的利益纷争，以牺牲消费者用气权利、安全、民生基本保障为代价，如此结果不应为政府推动‘煤改气’工程的初衷。”一名熟悉河北省城燃市场的人士对财新直言。

2023年1月2日，柏乡县金鑫天然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财新解释称，近期突然出现限购现象，可能是公司上游供气量出现问题。“现在公司一次只让买这些，居民就得多跑几趟。” 他表示，当用户剩余气量低于30方时，可以来营业厅申购，但具体买多少“得等领导指示”。 为解决燃气限购、停气问题，内步乡村民尝试线上找燃气公司，线下找村委、政府，并向法院申诉，但上述所有渠道均未能解决供气保障问题。 “老百姓没有太高的诉求，就希望把气正常通，我们能正常买，燃气质量也达标，这就行。”内步乡多位村民反映，由于供暖跟不上，目前条件好的家庭有的采用空调取暖，条件稍逊的则用烧柴取暖。但大部分村民还在挨冻，因为供暖管道无法改动，而烧煤已经被禁止，过去使用的烧煤设备很多也在“煤改气”工程实施时被拆除。河北省自2016年起推进农村“煤改气”工程，初衷是通过改变北方农村取暖能源使用结构，改善区域内的空气质量。不过在工程推进过程中，农村居民负担较高成本。 以政府补贴后的价格计算，农村天然气取暖仍比传统烧煤取暖成本更高。内步乡多位村民介绍，前期燃气进户改装费用大概需要6000多元；燃气取暖一年则要烧4000多元，补贴到手不到1000元。“换做以前买散煤，一年三吨，也就2000块钱。” 希望燃气供应稳定、价格能再降些，是内步乡多位村民的心声。郭某对财新直言：“不患寡而患不均。限气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县城却少有这类情况，工厂用气也没见断。都说是因为买气贵、政府补贴不到位，但这个问题不该下移给农民承担。”

城燃公司也有“一肚子苦水和怨气”。一名地方燃气公司负责人对财新表示，我国北方地区已发展超过1600万户农村“煤改气”用户，然而上下游之间就农村“煤改气”用气价格长期存在分歧。 主要矛盾在于，上游气源单位按照非居民用气价格给下游城燃公司供气，但城燃公司的终端销售价格受管制，只能按较低的居民用气价格结算。上述城燃公司负责人透露，“上游气源单位并未提供足够的管制气资源，除中石油在天津市、河北省供应的部分管制气外，余下的以及包括中石化、中海油在内供应的全部为高价气。2020-2021年采暖季，河北省农村‘煤改气’居民用气量中只有29.6亿方执行居民门站价格，其余37亿方全部为高价气，‘三桶油’供气价格高于城燃公司终端居民气价0.85元/方。” 进口气价也在飙涨。2022年2月俄乌冲突以来，欧洲天然气供应偏紧，价格屡创新高，带动亚太地区进口天然气价格暴涨。作为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0%的国家，2022年1至11月，中国进口天然气均价为630.4美元/吨，同比涨逾32.8%；期内天然气进口量累计同比减少9.7%。 上述地方城燃企业负责人对财新透露，“今冬，城燃公司要求上游气源单位按照居民价格结算农村‘煤改气’用户气价，但是中石油不同意，没能给足城燃公司农村“煤改气”的居民用气量，导致下游城燃断供。” “按照河北省发改委发布的1235号文件，各地方政府是保供的第一责任人，然后才是城燃企业。”一名接近中国燃气的人士对财新称，中燃这几年因为保供已亏损40多亿元，“这个责任太难”。 2021年9月，河北省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天然气价格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出：应完善价格联动及配气价格形成机制。 “但是，城市燃气关乎国计民生，上游供气单位和下游城燃公司有什么纠葛，都不该扯上终端用户。”上述熟悉河北省城燃市场的人士指出，“老百姓用气、购气难，不符合国家保障民生的目标。”

2017年以来，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重点区域的县城和农村开始大力推进清洁取暖改造，削减煤炭消费总量，“煤改气”是主要技术选择。彼时，很多中小民民营企业借势进入城燃市场，并靠“煤改气”工程费赚一波快钱。 “过去，只要把管道接到用户家里，不用通气，一户都能赚2500元左右。”上述熟悉河北城燃市场的人士称。2017年起，河北省大力推进农村“煤改气”工程。截至2021年6月，河北省累计完成农村清洁取暖改造1125万户。随着全国“煤改气”接近尾声，市场红利基本退去。“很多小燃气公司现在是硬着头皮在干，它们花一两百万拿下特许经营权，又从银行贷款，本来是搞工程赚快钱，然后转手卖出，压根没想要经营，也不具备持就续经营的能力。” “中国燃气此次问题出在，动作太快、拿得太狠。它们在河北省拿下的特许经营权最多。”上述熟悉河北省城燃以市场的人士对财新称，河北省农村地区“煤改气”工程铺设得太快，但主管线建设速度跟不上，导致供气困难，下游燃气公司的供应吃紧。“彼时保定市很多农村地区不具备供气条件，中燃却都完成验收。最重要的是，中燃跟中石油的运营模式不一样，中燃旗下子公司的生存很多要靠自己解决。母公司又缺乏一手气源。”

根据2021年年报，中国燃气在河北省的天然气营运区域数量，在该公司全国行政省份排名中居首，其中近七成营运区域为县、镇级行政区。从2016年至2021年的五年中，中国燃气累计接地驳乡镇“气代煤”居民用户超过819万户，累计向农村居民用户提供60.2亿方天然气用于冬季采暖。

《“非粮化”治理如何稳妥推进》2023年。简单粗暴执法与中央的稳妥推进精神不符，违背“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的初衷。无论如何，保护农民利益都应该放在重要位置。管好耕地，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自上而下统一部署，各地逐步落实，取得较大进展，农民对于“非农化”、“非粮化”治理有一定认知。 具体推行过程难免遇到各种棘手问题，但个别地方出现简单粗暴执法的现象，甚至“一刀切”将既有农作物直接铲除，显然与中央的稳妥推进精神不符，违背“非农化”“非粮化”治理的初衷。更严重的是，类似粗暴做法事实上并无法律依据，还可能涉嫌违法。

不是大规模种植模式下，经济作物就是比粮食作物合算，能逆市场化一时，能逆一世吗

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公众的认知，“非粮化”要求都算得上是一个新鲜事物，这就给具体落实提出不少新课题。首先，任何法律或者政策的要求，要成功转换成具体的行动指南和指导规范，不可能止步于“一纸文件”，完全依靠强力推行，必须是扎根于公众的“生活中的法”。虽然公众能不能接受一条命令或者规范，并不是决定该规则能否贯彻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命令或者规范与公众认识相距甚远，其执行必然会面临巨大阻力。

难点是约束地方政府。 对于农民，引导的价值远大于“一刀切”的执法，且“非粮化”治理的矛头，也不能只是用放大镜对准辛勤劳作土里刨食的农民。实践中，有不少是地方政府参与的耕地“非粮化”。自然资源部通报的2021年度耕地保护督察发现的45个土地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其中10个是地方政府及部门主导推动违法占地、非法批地、监管职责不落实问题产生的，有6个是违法占用耕地绿化造林以及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问题。而一些地方政府的工程往往因为规模更大，所涉及的“非粮化”问题更为严重。 有些还是顶风作案，比如，河北省邯郸市水利局违法占地建设景观公园及绿化带。2020年8月至2021年10月，邯郸市水利局未经批准擅自占用磁县、曲周县、峰峰矿区3个县（区）槐树屯、固城村等75个村耕地4948.76亩（永久基本农田4415.74亩）建设滏阳河生态修复项目。实地已建成景观公园及堤外侧绿化带，其中开挖水面占用耕地1143.98亩（永久基本农田1113.74亩）。正如上述案例，中央三令五申，依然有恃无恐。有农民因为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植经济作物，就被铲平，而有地方部门却在众目睽睽之就下违规占用大面积永久基本农田，如果能够及时制止地方政府的一些不规范行为，“非粮化”治理的效果和社会影响，会事以半功倍。

滏阳河生态修复项目，你拿这事反对政府，它会和你说你在反对生态文明建设。。。。。。。。适应吧，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事多去。

《深度：大疫之后经济挂帅 守护蓝天需更明确信号》2023年。疫情之后抓经济，空气质量如何得到保障？如何释放更明确的信号？

没想到这个也是23年新闻，恍惚以为是一几年空气污染治理时的事情。现在觉得社会对空气质量没有前几年那么高要求，不知道是经济发展对自己更重要，还是大家单纯的反对环保主义，尤其是在爱国自媒体宣传下的那个欧洲环保少年，和B站上那个马科长风评转化

新冠疫情期间，管控措施放缓经济社会运行，排放水平下降，空气质量获得持续改善。但随着经济增速下行，政策面似有踌躇。业内注意到，2021年前后筹划的第三个国家级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十四五”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至今尚未出台；国务院多部委每年都会联合发布的重点区域秋冬季攻坚方案，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秋冬季罕见缺席；有的地方政府也不再对2023年度空气改善幅度作量化要求。 或多或少，这给一些企业主体“大气治理有所放松”的信号。2023年伊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地连续出现污染天气，生态环境部突击检查多家涉气企业造假。刘炳江称，经济全面恢复，“两高”（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产量和汽油消费量增长，有地方和企业极力追求经济增长而违规。“今年经济发展确确实实带来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空气质量反弹压力很大。”他说。 今年是“大气十条”颁布十周年。2013年至今，围绕着大气治理，中国政府已将长效减排和短时应对的各种工具和方法论都握在手中，各项法规政策趋于健全，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对大气污染的科学认识也更加深入。但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取决于决策者对社会经济成本的总体考量，地方、企业和公众也有待更明确的信号。

2023年3月5日，邹毅照常早早来到位于北京国贸中央商务区东头的大望桥附近，对准西边按下快门。斜顶的北京电视台屹立正中，远处两幢并肩高楼看不真切。空气好时，人们能一眼认出它们——国贸桥西的双子座大厦，两地相距2公里。 他随后发布微博：7点41分，北京市，晴，空气质量中度至重度污染。空气质量实况图中，象征AQI超过150（即轻度污染以上）的红点遍布全城各区。 这是邹毅每日拍摄天空的第11年。2013年1月至今，他把同一位置和角度的3600多张照片以年为单位拼接在一起，让人一目然——清澈的蓝越来越多，灰白的霾越来越少。

这种记录挺有意义的。

马军称，企业有没有应急减排，通过自动监测等技术手段并不难识别。例如，应减排时用电量不减少，或白天减少晚上增加。“但是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地方环保部门为什么发现不？地方在拼经济的压力之下，是否有所松懈，对环境污染有可能网开一面？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据“蔚蓝地图”统计，2023年一季度全国共计发现2.8万余例环境违规问题，涉气违规占41.7%。 3月28日的大气污染防治发布会上，刘炳江坦言，经济恢复给大气治理带来压力。他称，2022年汽油和柴油消费量比2019年均有下降，今年以来基本恢复；目前钢铁、有色、焦炭等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产量自然增长；过去重点行业通过产能置换，合法合规新建的重大项目逐步投产，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也在增加。同时，一些地方极力追求经济增长，盲目上一些“两高”项目。还有一些企业为追求经济利润，违法违规排污。他表示，生态环境部将通过工程减排和向企业达标排放要更多确定性的减排量，冲抵经济发展带来的排放量和不利气象条件的不确定性影响。

污染再认识。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打乱全社会的节奏，但大气治理的科学研究并未因此止步，学界对大气污染的科学认识也更加深入、全面。“学界的关注从来没有削弱过，原因是大气污染治理问题本身高度复杂，本质上是一个特别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它不会因为我们做一个‘大气十条’就可以一劳永逸，依然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底层学术问题。”张世秋说。 二次污染物及其背后的“非线性响应”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疫情期间的“特殊排放情景”也深化科学界对它们的认知。北京大学环境科学系副教授郭松表示，2020年后全国人为活动水平降低，城市地区机动车和餐饮排放显著减少，其间的空气污染和源排放为“非正常状态”，“我们提前享受几年未来的空气质量”。而从基础研究的角度来看，研究者相当于在研究未来情景，“有一天一定会减到这个程度，那么它可能是怎样的机制，污染状况是什么？” 王书肖以北京为例介绍称，2020年全市餐饮排放显著减少，交通排放下降40%—60%，“在这两者大家肉眼可见下降的情况下，污染时PM2.5浓度仍很高，尤其是二次的颗粒物浓度，反而比疫情前的污染过程增加更快”。

河北城市集体“退出后十”。三年“蓝天保卫战”中，三大重点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汾渭平原的空气质量均得到显著改善，其中河北城市集体“退出后十”的表现尤其亮眼。比对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可以发现，曾经名列倒数的河北城市如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等，纷纷退出“后十名”。2022年，河北省PM2.5平均浓度36.8，为2013年来最好水平。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李晋宇表示，全省11市全部退出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十”，实现历史性突破。他称，省厅把巩固拓展“退出后十”成果作为环境系统2022年工作的首要任务强力推进，11名厅级领导带队11个驻市帮扶组，推动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等市退出空气质量排名后十位。 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向财新介绍称，2020年初该市就自我加压，首次提出“PM2.5退倒十”目标，并大幅调整市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新班子称“不退倒十、集体辞职”。最终当年其PM2.5全国排倒数第18名。2021年该市再加压力，率先提出综合指数“退后十”，以全国倒数第23名，在河北4个“退出后十”城市中成绩最好。2022年，河北提出全省所有地市综合指数“退后十”目标，邢台倒排第12名，“较好地完成‘一天也不能进后十’的政治任务”。 该局大气科科长李艳华称，2022年开年气象条件不利，邢台综合指数久久在“倒十”徘徊，“我们最害怕的时候是到11月，就剩最后那么几天。疫情正好是我们最吃紧的时候，只要是没有阳过的都没休息，每天在单位统计、督促”。提心吊胆直至最后，“到12月31号下午6点心里才踏实”。

这操作适合宣传吗

作为减排主体，企业的环保观念也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有唐山钢铁行业人士向财新表示，2022年河北A级钢铁企业21家，占全国比例近十分之一。由于排放标准提升、监管趋严和违法成本增加，2015年前企业还抱着“有治理设施就行”的侥幸心理应对检查，但现在普遍以“超前意识”投资环保设施。 “一是能力超前，二是技术超前。”他举例说，生产装备设计100万吨规模，但环保设计可能要超出10%甚至20%，以确保排放标准再提高，设备也能处理达标，无需更换。超高温发电等新技术应用后可以降低企业能耗，节省成本。 张世秋认为，企业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能力尤为关键。在她看来，过去中国污染治理的成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持续和稳定的政策信号释放以及因此形成的长期预期则更加重要。通过此前与钢铁、化工、水泥等传统意义上的污染行业访谈，张世秋对企业和行业里的技术变迁和行为转变感到欣喜，“这是过去这五六年一个更为重要的成果”。 “当全社会在基本面形成一个共识：污染是要治理的，陈旧的技术和不恰当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流程等早晚都是要被市场所淘汰的。”张世秋说，当企业有这样的预期，短暂因素会干扰但不会影响它们的长期决策，好的企业会清楚面向未来市场，重视研发与绿色相关的新技术，并逐步规模化、降低成本，比如这些年已经可以看到的可再生能源与燃煤发电成本差距的缩小；如果政策信号稳定，长期预期不变，企业不太可能再倒退回“应对政策”，因为那变得非常昂贵。“这个进步不仅仅带来环境改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影响、塑造环境形势的驱动力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她称，这样的认识，对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也非常重要。

同时，一些地区给遭受行政处罚的企业名称打上“马赛克”。马军称，“XXX企业”现象原常见于2008年前后，后续因法规完善基本得到解决。但2021年至2022年又再次出现，“而且一些地方还比较坚决，你即使去申请，他们也不公开（企业名称）”。他表示，在线监测数据公开滑坡较多，“马赛克”的情况因明确违反法规还不多见，但应特别警惕“破窗效应”——有地区这样做，其他地区或许效仿，最终导致滥用环境容量的“公地悲剧”。 更为各界关注的是疫情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影响有多大，可能谁都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这种影响是否大到让大家放弃或放松一些环保方面的努力？”张世秋认为，在经济影响不甚明时，至少不能放松环境改善的努力和长期的政策要求。她表示，企业决策和技术研发受市场和预期驱动，其中包括环境政策和要求的预期，只要环境政策的一致性信号存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就不会停止。“对于关乎长期发展的政策，最怕的就是朝令夕改，不仅于事无补，更可能带来混乱和更大的长期社会发展成本。” 上述钢铁行业人士诧异于2022年至2023年未像往年一样发布秋冬季错峰限产文件，“现在我们也迷糊，原来都有秋冬季限产，今年怎么还松呢？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阶段，如果今年开始比如连续三年都不限产，那我们就进入一个自觉状态？”受国内钢铁市场供需不平衡影响，他并不认为不限产利好钢铁企业。“我们希望限产，现在的产能是绝对过剩。即使我们限一些，也想把利润提高起来。”他称，过往秋冬季大气攻坚或其他原因限制一部分钢铁产能，2021年和2022年行业利润上升，“今年不限产，1、2月份亏损”。

。。。。。。。。。。。。。。所以说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钢铁“去产能” 各省基数面临“一刀切”》 2016年。距离国务院发布未来五年钢铁业去产能计划，已经过去两个月。真正落实压减目标的省份并不多。不少地方在观望，压减幅度定在哪个刻度上才是合适的？

“观望”就很能说明问题，

财新记者解到，目前各省虽然都向省内各家钢铁企业传达中央精神，但是真正落实压减目标的省份并不多。截至发稿时为止，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没有明确未来压减目标，其省内企业也未接到硬性压减产能正式通知。 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省已经确定，2016年压减1000万吨，并已经陆续将任务分解到唐山、武安、邯郸等地。由于大部分企业不愿意主动“去产能”，压减任务只好在地区内钢铁企业当中“摊派”，每家按产能和比例认领各自的压减任务。多家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一刀切”和“摊派”像是回到计划经济，如此“去产能”或将破坏市场公平与效率。

你不动手我就替你动

国务院于今年2月发布《化解钢铁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提出要在未来5年内共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1.5亿吨。各省级政府负责压减本省内钢铁产能，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压减中央直属钢铁企业产能。 1亿-1.5亿吨究竟在全国产能中占比多少，业内存在不同说法。争议在于分母大小。据财新记者解，出台《意见》之前，政府部门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为准。国家统计局每年6月份之后公布上一年度粗钢产能数据。因此，目前中国粗钢产能数据更新到2014年的11.3亿吨。 既然全国产能化解目标定在1.5亿吨，则化解幅度约为2014年总产能的13.3%。于是各省现有产能的13.3%就设定为当地去产能基数。所谓基数是指，化解产能数量只能大于或等于该数字。比基数少将被视作没有完成任务。 具体而言，各省产能扣除当地央企产能后，所剩部分的13.3%视作该省产能压减目标。由各省级政府负责落实。中央直属钢铁企业，如宝钢、鞍钢、武钢、新兴际华等，以本企业总产能的13.3%作为压减目标，由国务院国资委负责落实。业内专家对财新记者表示：各省钢铁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竞争力各不相同，无论产能先进与否，各省至少要压减各自产能的13.3%，等比例化解原则类似“一刀切”，又违中央依据市场原则化解产能过剩的总基调。

目前河北省钢铁总产能大约为3亿吨，占全国总产能大约27%。如果要将的总产能控制在2亿吨左右，那么河北省将在未来5年压减产能1亿吨。这同时意味着全国三分之二的压减任务可以完成。

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27%

一位接近政府部分的人士表示，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担心，即便5年压减1.5亿吨钢铁产能，依则然无法使整个行业恢复到较为合理的利润水平，于是希望将压减总目标提到2亿吨，因此力主产能大的省份超基数压减。■

还不如让市场决定，那些效益不好的僵尸企业停止输血，整个行业利润自然会恢复合理水平。

《特稿｜寒潮来袭，部分“煤改气” 农村用气困局待解》 2023年。供需双方对农村“煤改气”中的采暖用气部分，是否纳入民生用气存在分歧，而市场气比民用气价格几乎翻倍。 2023年1月下旬，寒潮再度席卷中东部地区，保供压力再袭。中国当前天然气气源充足，为何“煤改气”部分区域却在采暖季（2022年11月-2023年3月）被限购燃气甚至断供？ 2022年入冬以来，河北省保定市、邯郸市、邢台市，以及山东、陕西等地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天然气限购、不定时停气的问题。 如1月16日，山东武城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对用户发文称，因采暖季用气量较往年大幅增长，而上游气源单位执行限量供应，公司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已无多余资金购买其他超量高价气源。因此，现只能满足用户生活用气；并自1月17日开始断气，请居民采用其他方式取暖。

农村“煤改气”用户，是此番被限气的主要群体。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大背景下，2017年，国家环保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将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列为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首批实施范围，北方农村“煤改气”自此展开。改造至今，中国北方地区已发展超过1600万户农村“煤改气”用户；其中河北最多，截至2021年6月有1125万户。 自2017年开启清洁取暖政策以来，各地政府对采暖用气进行补贴，补贴价格在每立方米1-1.5元，持续补贴三年。到2020-2021采暖季节，政府补贴基本退出，但燃气公司还有些建设补贴、现金流周转尚可，加上国内外气价差不大，自2022年采暖季之前，供气矛盾并不突出。 2020年以后，新冠疫情带来的供应链断裂，俄乌冲突后欧洲能源结构短期内急剧变化，全球天然气价格在震荡中拉高。东北亚LNG（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指标JKM普氏指数，从2020年4月最低不及2美元/百万英热单位（mmbtu）一路上涨，截至2023年1月18日报23.09美元/mmbtu，而在2022年8月一度到过69.955美元/mmbtu的历史高位。 国外进口现货价格急急上涨，国内售价与国外气源价差拉大，加上政府“煤改气”各类补贴全面结束，燃气公司经营日渐困难，因而今冬出现的问题不同以往——不在气源，而在价格。 和前几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推出好像啊。

在上游供气方的价格体系中，并未将采暖用气全部纳入民生用气；而对燃气公司，农村“煤改气”的采暖用气，又只能按照民生用气价格对外销售。而是否纳入民生用气，意味着价差或翻倍。 北京世创能源咨询首席研究员杨建红告诉财新，实际上，“煤改气”改造六年以来，对于“煤改气”中的采暖用气是否属于民生用气，一直未有明确区分，供需双方在实际操作中也一直存在分歧，尤其对农村采暖用气价格是否依据民生用气价格体系的争议更大。 而对于供气方“三桶油”，整体而言遵循的原则是合同化保供。合同气正常一年一签，即在每年4月左右，上下游企业间签订年度供应合同，约定当年采购气量；之后在9月、10月签订冬季保供补充供气合同，对采暖季用气价格与用量进行调整。这两次签订的气量为合同内气量，除此之外购买的天然气为合同外气量，或称额外气。 一名接近中国燃气的人士告诉财新，此一问题得以解决，主要是河北省发改委和中燃公司向上游要来额外气量。另据柏乡县某政府部门人士透露，获悉上述问题后，柏乡县政府连夜组织住建、财政等部门，预拨付第一批气价补贴资金700万元，中央和河北省政府也拨付300万元，缓解企业的保供资金压力。不过财新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近日仍有网友反映，河北省保定市、邯郸市、邢台市等地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天然气限购、不定时停气等问题，山东、陕西等地农村地区也有此类现象。其中，问题方多次指向曾大力推进“煤改气”的中国燃气。 北方清洁取暖重点是要治理散煤，而散煤对应农村用于烧饭、热水以及采暖的生活用煤，也是“煤改气”所代替的部分。代替过程由环保部主导，并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燃气公司接盘整改，由用煤改为用气。整改过程中，政府对煤改气用户每户补贴大概2000-3000元，但据2018-2019年度采暖季调查数据，“煤改气”的取暖成本是传统散煤取暖的3-4倍，在天津、德州和衡水的调查显示，76.6%的“煤改气”居民在享受政府补贴后，支出仍上涨，上涨幅度在33元-3250元之间。 杨建红强调“解铃还须系铃人”，即仍需政府出面协调，其中当务之急，建议在政策上明确农村采暖用气是否属于民生用气；如是，还需明确是否执行民生用气价格。 在向市场化过渡的时期，油气央企要面对考核，燃气公司则经营艰难，在多名市场人士看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给与补贴，及时顺价，或者加大协调力度，敦促其他各方共同承担保供责任。

多名人士称，保供主体责任也在下移——从“三桶油”移至政府。“现在保供主体责任在政府，然后是燃气公司，最后是‘三桶油’。”上述接近中燃的人士认为。 面对仍然垄断的上游供应商，前述人士还认为，不同于北京、天津，河北在协调油气资源方面力度不够，未能提前和上游确定好民生用气量，政府在民生用气走向上也督查不力。连维良也指出，当前要“一企一策”帮助企业纾困。地方政府要加强对能源供应企业的监管，确保企业有效履行保供责任；对极端情况下存在弃供、断供风险的，属地政府要及早制定预案，无条件兜底保供。 “‘煤改气’这项工作涉及多个部委协调，十分复杂。”前述接近中燃的人士称，“提出‘煤改气’方案就的是环保部，主管落实的是发改委，但真正考核‘三桶油’的是国资委。”

都管就是都不管

《危机之后是煎熬：一个中国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样本！》 2016年博客文章。近日，一位粉丝给我写篇文章，希望我能在自媒体中发布出来。我看一下，文章写得很棒，文笔好、思路清，对于大家解中国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状况，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转载如下：......... 很多人上次听到邯郸这个城市的名字，还是在2014年7月。金世纪房地产开发商跑路的消息爆出，之后邯郸的房地产开发商爆出资金链断裂、相继跑路的新闻。正如之前的温州、鄂尔多斯一样，邯郸成民间借贷崩盘的代名词。

当时学校就在那个楼盘附近，第一次听说房地产老板跑路，维权人堵住中华大街。后来也算解决，即使当时不解决，后面还又一波涨价去库存，可以拖。可限制还能预期放水吗。至于民间借贷，18年左右看过一个新浪博客，博主名字忘，说在08金融危机后遇上信贷放水，邯郸又好多做钢贸的能贷出很多钱，然后拿着钱去做民间房贷。那个宁德时代的福建宁德，当时据说只要银行看是宁德的身份证开头，就能贷出50万，然后这些钢贸商也做放贷这种轻松生意，宁德钢贸商在上海的一些还成立商会。没放水前这些钢贸商都是不舍得吃穿不舍得住，自从干放贷生意后，出手阔绰，租豪华办公楼，崩盘后，银行再一看是宁德的身份证开头，统统不放贷。

“三年大变样”，一场席卷河北的造富运动。 如果从邯郸的老火车站下车，打的约十几分钟12块钱，就能找到曾经销售火爆的楼盘项目——“金世纪”。远远望去，一个吊车伸着长长的摇臂仿佛随时等待着开工，一栋栋已经封顶的楼房主体都已建成，只是在等待着为它们装上门楣。 邯郸人提到“金世纪”都会不住的摇头，就是它一夜之间成为每个人心头悬着的一把剑，谁也没想到一个赫赫有名的楼盘项目，开发商竟然突然跑路，之后的蝴蝶效应，如同洪水般将这座城市近千万人口的家财一夜间吸干。 时间拨回到2008年，那年河北省房地产如雨后春笋般苏醒起来，满大街随处可见“三年大变样”、“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的标语，每一个城市都在兴奋地拆迁、盖楼当中。 对于当时为何突然有一场如此大的拆建运动，有人回忆称，那年北京市举办奥运会，河北省环绕着北京，但是城市形象落后，影响中国在国际友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仅仅是民间的谈笑，又岂止河北，在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一时间仿佛所有的建筑都要推倒重建。 邯郸也不例外。这个城市有着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名称，也在追赶这波建设洪潮。房子成所有市民共同的话题。2008年9月，北京奥运会成功闭幕，但是河北省大拆大建的运动惯性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房价一路高歌猛进、房地产生意的高额投资回报，让邯郸这座资源型城市焕发第二春，也迎来更大规模的“大拆大建”。 在邯郸市中华大街与丛台路交叉路口，一个叫“安庄村”的城中村成为整个城市拆建的典范，创下2周拆建结束的“神话”，很多城中村都向“安庄村”取经，学习村干部劝说村民拆迁的经验。这片土地，如今已经成为邯郸市中心一处标志性的休息娱乐公园。 对于开发商而言，除盖楼所需的拿地成本、建筑费用、营销费用等，还需要大笔拆迁补偿款，如果开发商不幸开发的是一片城中村，则更需要大笔资金支付给村民。据解，最早邯郸市城中村拆迁按照宅基地1:3赔偿面积，普通住宅按照1:2赔偿，可以要房子、也可以折现金，如果要房子，每个月还可以拿到在外租房的费用。一向不被看好的农村户口成众人口中的“香饽饽”，姑娘们也希望能嫁给拆迁户，从此过上有房无贷的生活。就这样，邯郸的城中村迅速消失，五里铺、十里铺、柳林桥、安庄村、东庄村……多的是一个个暴发户的传闻，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大地上新出现的一个群体——“拆迁户”。 这批城市中新出现的富人，他们靠着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成为第三批暴发户（第一批是煤炭、钢铁商人；第二批是房地产开发商），在这样一座城市，突然有一笔钱、有很多房，最起码在旁人看来，是一辈子吃穿不愁，甚至连子女这辈子也不用奔波。不过，有钱之后如何处置钱，最好能让钱生钱，恐怕是不少人心里的盘算。钱生钱、利滚利富翁变“负翁” 。谁也说不清邯郸的民间借贷，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 最初，只有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才会高利贷，也就是最早“融资”雏形，利息少1分5（1分5利指的是月息，也就是月利率为1.5%，年利率为18%），多2分（年利率24%），都是常见的民间借贷利息。 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开始闹“钱荒”；首先，银行收紧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其次，以往由于管理不规范，商品房从打地基开始就可以销售，2012年邯郸市人民政府开始收紧商品房预售，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才可以预售，又进一步截断房地产开发商的现金流。 第三，加之邯郸的房地产开发商绝大多数是本地房地产企业，据统计，截至2016年2月，邯郸市丛台区（邯郸市最大的行政区）的本地开发商占比高达7成，全国知名开发商仅恒大一家，本地小型开发商普遍现金流紧张，所以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 钱从哪来？他们首先看上拆迁户手里的钱！胡先生（化名）是邯郸早期的拆迁户，家里的200平方米宅基地被开发商以1:3面积赔偿，后来拿到5套还迁房（折合约200万元人民币）。他们手握房产，自己留住2套，将多余的房产变卖，手握百万元。这时有朋友介绍说，在他这里放钱，可以拿到3分的利息（年利率36%），比当时的银行利息高出10倍，如此诱人的收益、高额的回报，很难让人拒绝。“早期放贷的人都发，不过前提是他们后来及时把钱拿回来。”邯郸市一名出租车司机韩师傅说，早些年，邯郸市里借贷人很少，只有一些资金周转不开的生意人，才会“铤而走险”借高利贷，而且由于利息高，基本都是短期、一两个月应应急。 其实，邯郸人对这种民间高利贷保持着很高的警惕，轻易不敢将钱放出去，早期的放贷人也只是放一部分钱进去，但是当借贷人第一次将利息打到放贷人银行卡里时，这个游戏就如同击鼓传花一般，迅速扩散开来。 那么，邯郸的民间借贷利息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据韩师傅回忆道，少则2分、2.5分，最高能达到4分（年化收益率48%），也就是10万块钱，1年“生出”近5万元利息。 不仅如此，为能吸引更多投资人，并且筹集更多资金，邯郸房地产开发公司想出各种融资的手段，开始时无非是送些水壶、电暖宝之类的小礼品，定期举办“回馈客户”的抽奖活动，带着投资人考察项目等等；随着融资规模扩大，房产项目增多导致开发商间“竞争激烈”，融资手段逐步升级到令人瞠目的程度，比如认购商铺，缴纳一定认购款，每月开发商返钱，最后不仅可以拿回所有认购款，还能“白赚”一套商铺。 郭先生（化名）购买的邯郸市丛台区力天凤凰城，就位于这座城市的市区繁华地段，据周围居民回忆，早在2012年售楼部就称房子基本售罄、无房可卖。郭先生一直希望在这个小区买房，该楼盘是他重点考虑对象之一。2014年，力天凤凰城售楼处推出促销活动，若以每平方米7500元价格购买，承诺每周返还1%利息，到交房时总购房款的50%以利息的形式返还，最后再将剩下的50%一次性返还给购房者，也就是白赚套房。 他犹豫再三，最终凑钱买下房子，但是在这场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这个项目也一度停工半年多，开发商承诺的利息也再没下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该项目在2015年7月交付几栋楼，虽然暖气、煤气还没通，但也不至于“钱房两空”。在如此高息的诱惑下，邯郸的借贷疯狂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外放钱。 “2013年，我的‘发小’告诉我，他有一个峰峰矿产的项目，4分息，我就心动。老婆一直劝我别往里放钱，我没听，放一年，拿到利息后又贪心，我想再放一年就能全款买房，一咬牙连本带利又放进去，结果到现在，33万都打水漂！”韩师傅后悔自己没听老婆的话及时收手，“我觉得有矿也算有保障，钱要不回来，矿起码跑不吧，没想到，这个矿产项目老板也是把钱放给房地产开发商。”他的发小告诉他，为那个所谓的矿产项目一共集资700万元，对方承诺再多给他0.5%的利息，本想能带朋友们一起致富，没想到把周围亲戚朋友的钱都坑。 邯郸的民间借贷规模究竟有多大？至今官方都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仅金世纪一家，所涉及的集融资规模接近30亿元，涉及投资人约5000人。有媒体报道称，邯郸初步摸排金额接近百亿元。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糕，据调查的多名邯郸人所言，邯郸这场民间借贷风暴几乎席卷邯郸市每个家庭。据河北省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邯郸市2014年常住人口为937.39万人，假设每3人一个家庭，也就是约合300万户，每户集资1万元，约合300亿元人民币。而实际上，参与集资的入场门槛就高达5万元、甚至10万元，也就意味着，邯郸市民间借贷规模可能达到上千亿元。

别说矿，有些官员也下场放贷。

政策刺激下的三四线城市的房子还有人买吗？ “您还买房吗？”拿这个问题问邯郸人，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不敢买”。上千亿民间借贷的“蒸发”，不仅将人们手中的现金吸光，也更将人们对楼市的信心近乎摧毁。 “如果买一定要买现房，期房是万万不敢买。”一位邯郸市民坦言，自己是“刚需”，结婚要准备婚房，不过她也会托熟人打听，哪个楼盘已经交房，即便买二手房也不能买未完工的期房。 敢不敢买暂且不论，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邯郸的房价水平究竟合理吗？这里引入一个房价收入比计算，即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按照相关专家的观点，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在6-7之间比较合理（杨评：是我们研究院的观点噢）。 据解，根据某职友网取自13667份样本的调查数据显示，邯郸市平均工资约为3780元，而据爱屋吉屋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2月邯郸房价均价为5985元/平米，以此计算，若购买一套80平方米的住房，约合48万人民币，其房价收入比为5.3，也就意味着夫妻2人不吃不喝工作5年就能买得起房，如此看来邯郸房价绝对在合理范围内。

遗留问题：烂尾的楼、借出去的钱，怎么办？ 春节已过，又是新一年。在无数次包围政府和开发商办公楼的斗争中，邯郸人似乎已经消耗掉最初对房地产开放商的愤怒，除宣泄的情绪，也无路可走。 韩师傅说，他们也不是没想过办法，在一次包围市政府的“静坐”中，有政府官员出面承诺，会对金世纪跑路的开发项目负责到底，不会让老百姓吃亏。“有人问‘那别的烂尾楼呢！’，那人没说话。”然而，那个承诺至今也没有兑现，金世纪十几栋高层依然烂尾，其他烂尾楼也毫无起色。 讨要钱，成邯郸人每年要复习的功课。“开发商最初承诺，还会继续支付给大家利息，2014年打500块钱，2015年打500块钱，之后就再也没有。”一名邯郸市民曾多次打电话给阳光水岸楼盘，不过得到的回复都是，没钱。“欠钱多的，又实在拿不回钱，就签协议，要房子。”韩师傅无奈地表示，自己的33万元如果要房子，还要再搭进去几十万，他放弃要房，只能继续等待着。 购房人在焦急地等待入住“新家”，借贷人也期待着房子卖出能收回本钱。只可惜，等待解决不任何问题，唯有教训是血淋淋的。 后记：人人都在赌，认为2016年，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会继续昂首上涨，开发商也放言：“今年不买房，再等三十年。”但是，对于渴望焕发青春的三四线城市楼市，又有谁能猜透下一步将去向何方？信心的崩塌只需一个开发商跑路，而信心的修复，恐怕可能也要再等三十年。

与很多三四线城市“病症”不同的是，邯郸疯狂的民间借贷，对楼市形成严重负面影响，开发商的大量倒闭导致较多楼盘烂尾。民众的贪婪、开发商的疯狂、当地官方的失职，三味毒药混在一起，制造中国楼市的“邯郸惨案”。 邯郸楼市的康复，不需要30年，但仍需5-10年。而多数三四线城市，再用5年左右，就能基本康复。

大家都是发展中的人，前面我提到那个新浪博客博主介绍邯郸民间借贷的文章中，提到一个农民，那真是个淳朴农民，他说他以前借给别人钱不知道要收利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结果后来成资金中介，通过比银行略高的利息从普通村民家庭一点点归拢资金，然后放贷给企业。至于贪婪、疯狂，后面几年的P2P有过之而无不及

邯郸楼市危机有三个鲜明特征：其一，民间高利贷火爆。过去几年，民间高利贷在全国很多地区都存在，只是热闹程度有别。其中温州就比较疯狂，并与楼市密切结合，最终导致二者抱团跳崖。其实在内地部分城市，近两年高利贷也有点疯，河北、河南都常见。年化利率30%左右的高利贷，如果是个别房企偶尔救急使用，无可厚非，但当一个城市很多房企都采用这一融资手段，而且持续几年大规模使用，则必将出现系统性风险。因为房地产已告别暴利时代，而且作为房价温和的邯郸，房企利润率根本无法长期支撑30%左右的融资成本。

规模小的搞民间借贷，规模大的发美元债，哪个房地产不是时时刻刻缺钱。不过民间借贷确实利率高，和债务人风险大有关，可能也和资金借入时，钱已经过好几手有点关系，哪个中介不收点利润，民间借贷的钱不像银行，开发商从银行直接贷款（虽然后面不能直接贷款）那样链条短。

“大气十条”前传。 六年前，2011年10月22日深夜，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他拥有千万粉丝的新浪微博上，截图转发美国大使馆的实时PM2.5数据：439微克/立方米，评级为“有毒害”。潘石屹还配以评论：“妈呀！有毒害。” 这条微博被转发4000多次。而从10月22日至23日中午，北京环保局公布的北京空气质量仅为“轻度污染”。2011年10月下旬的北京雾霾，引发北京市民越来越多的吐槽。10月31日，童话作家郑渊洁也在微博上表示，他下午5点拍摄的北京像一个硕大的毒气罐，而北京环保局只将当日的空气质量定性为“轻微污染”。 “我觉得治理空气污染的第一步是让环保局说实话。如果环保局说实话，空气会迅速好起来。”同样拥有数百万微博粉丝的郑渊洁写道。 人们后来得知，北京市环保局和美国大使馆数据的明显差距，在于中国当时实行的空气质量常规监测项目中，仅包括粒径在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臭氧和细颗粒物（PM2.5）等指标并未纳入其中。而在美国、加拿大、欧盟等，后者早已纳入强制监测范围。因此，在当时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衡量的空气质量标准中，空气质量监测结果与民众感受严重不符。

当时潘石屹还很活跃，柴静发布苍穹之下时，还没被骂公知

尽管做很多计划修订和工作细化，但由于环保工作过往欠账太多，2013年启动的大气治理仍然算是仓促上阵。“从国家到基层都没有什么思想准备。”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对财新记者回忆称，廊坊2013年治理雾霾时起步艰难，一是对于污染成因和污染源是什么、应该怎么去治茫然不知，二是治理对象因利益受损对治理不理解。 “一直以来京津冀区域的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并没有依据环境容量去规划，而是想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他指出，这是因为，一方面针对环境容量的研究目前还不足以支撑城市发展的决策，另一方面，决策者在规划和发展城市的时候，以环境容量为约束的意识不够，“大气资源是一个非常稀缺的资源，我们没有把它当成资源来用”。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也提到，经济增长是有成本的，需要三项要素——劳动、资本、资源，其中资源包括土地、矿产、环境等。没有把环境当做一种稀缺资源，将其长期忽略，这与环境成本的形成机制有关。 “资本和劳动成本形成机制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而环境成本，也就是治理污染所要付出的成本，是由制度决定的。”他解释说，比如污染排放治不治，治到什么水平，是由排放标准、执法力度决定的，如果制度缺失，或者制度形同虚设、不执行、不监管，那么环境资源的成本就是非常低的。

劳动、资本、资源这三要素，我们现在还有什么

财新忘中关于邯郸的报道很多，看也看不完，就这样吧，过去的也没法改变，还是要向前看。就像“国窖 1573”的广告视频中说，历史不仅存在于过去，更活在当下；它就是历史，而你正改变着它。

最后，出于自己的私心，在看到十几年前的邯山区长死亡时，想到最近邯郸在向东发展，拆迁也快拆到自己家，最近几年GDP增速下降，希望拆迁的脚步就此停住吧，家住郊区，开车一会到市区，老家有片地也算不错。

但如果真拆迁，也不能指望一劳永逸，不能光看到暴富，有多少回迁房烂尾，拆迁款被挪用。

前几年有个清华法律博士老家被强拆，公开写文呼吁当地市长，里面提到“推土机推不出法治”，但愿我不会落到那种地步（关键是我个双非硕没人理啊）。发展变慢换来法制也值得。